在正式开扒印度圣雄甘地之前，先聊一部很有名的美国电影，叫做《被解救的姜戈》（DjangoUnchained，也有译作《被解放的姜戈》）。这是由电影届的怪才昆汀·塔伦蒂诺执导，杰米·福克斯、克里斯托弗·瓦尔兹、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塞缪尔·杰克逊、凯丽·华盛顿等众多大牌明星领衔主演的一部美国西部片，但实际上应该叫南部片才对。该片在年上映，揽获无数大奖。
故事发生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南部。德国赏金猎人舒尔茨正在追捕犯下了多起命案的逃犯布利特尔兄弟，以获得高额奖金。但是他自己势单力薄，难以达成目的。于是，他从贩奴商人手中买下身手不错的黑奴姜戈，舒尔茨承诺姜戈，只要他肯协助自己抓到逃犯，不管死活，他都会让他摆脱奴隶的身份，获得真正的自由。姜戈为舒尔茨卖命的唯一条件是：从暴虐的糖果庄园主卡尔文·坎迪手中，解救出自己的妻子布鲁姆希尔达。
这部电影中，一如既往地表现出昆汀特有的带有黑色幽默的暴力美学，延续了他一贯紧凑亢奋的叙事风格，处处可见奇思妙想的幽默元素和血腥野性的动作场面。然而，这部电影中最出彩的并不是这些，而是对黑人老奴史蒂芬入木三分的刻画，
通过影片，我们可以看到了一个坚决拥护奴隶制度的庄园管家形象，他对自己权威的捍卫，对主人的忠诚，对其他黑人的残暴都表现的酣畅淋漓。
《被解救的姜戈》剧照
站着的是史蒂芬，坐着的是小李子扮演的白人庄园主
斯蒂芬作为这个罪恶的奴隶庄园中的一位黑人管家，赢得了他的主人足够的信任。他的权力与地位都远超于普通黑奴之上，并对主人忠心耿耿。
史蒂芬是一个衷心拥护奴隶制度的黑人，被白人主人所看重，因而忘记了自己的黑人身份，甘心做主人最忠实的走狗。他从没有对自己的奴隶身份感到不满，因为他是奴隶制的既得利益者。像马克思所说的“被资本家豢养的工人贵族”一样，他成奴隶贵族，那些被压迫的底层黑奴也在养活他，甚至那些拿枪的白人监工也听他支使。如果没有奴隶制，他的立足之处会远比现在低很多。
所以，当他看到姜戈居然骑在马上向他走来时（按照当时南方州的法律规定，即使是自由黑人也不许骑马），他的表现是从惊讶到愤怒。
在老奴史蒂芬看来，姜戈骑马是一种反抗奴隶制的行为，这种反抗虽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是他本能地感受到其中的威胁，因此他处处伺机踩踏姜戈的尊严。比如一开始他就对姜戈骑马的行为大声地斥责，大意就是：你这个奴才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身份，你也配骑马？
在众人面前，史蒂芬也故意表现出一种“我和我的主人关系好的很”，“我和他之间的关系已经超越了从属关系”，“他对我并不像对一件财产，而是当我为他的朋友”，“不信你看我开他玩笑他都不和我生气”的姿态。
史蒂芬对主人进行奉承
当主人表示这位黑人是自由人可以骑马，可以住大房子时，史蒂芬愤怒了：
然而这种叼飞盘的行为，遭到了主人当场打脸：
连白人主子都不在意的事，为什么这位老奴还不依不饶？
史蒂芬虽然是黑人，但对白人压迫黑人的价值观充分认同，可以说他是“黑皮白心”，他比白人表现得更加歧视其他黑人，才能显露出自己的忠心耿耿，他不仅忘记自己是黑人，还试图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往白人靠齐，要听得懂白人的笑话，理解的了白人的思维。
所以，他要维护这个残酷的种植园，与种植园为敌的，都是他的敌人，种植园要压迫的，他都要压迫，胆敢反抗的黑人，一律遭到他的打压。
大家都是黑人，又有什么关系呢？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归化者”的心态，或者俗称的“二鬼子”心态。
香港“占中"运动中，言辞和举动最为激烈的是招显聪，然而招显聪却是越南移民；对外地人言必称“硬盘”的上海人，多出现于刚获得上海户籍的新上海人；明末屠嘉定的李成栋，其实是一个汉人；反对女权最强烈的，几乎都是熬成婆婆的媳妇。
这些归化民，他们跟天生的”白人“”香港人“”满人“”北京人“”上海人“不同，归化民的言论和行为必须过激，他们的一切，是靠不断的否定过去的自己来定义的，所以他们必须给自己贴上各种标签，从心理上和行为上更加强烈的否定自己的过去，向心目中的“上等人”靠拢，才能更加辨识自己的身份。
如果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认知上述现象，在地位不同的两类群体之间，存在着三类群体意识：内群体偏见，外群体偏见和群体内认同。
在弱势群体之中，内群体偏见的发生频率可能还会很高，这个和直觉上外群体偏见占主导的猜想并不相同。一个比较显然的原因是，群体歧视是结构性歧视，它实际上是弱势群体文化弱势，经济弱势和政治失语，政治依附关系还原到语言和行为上的一种总表达。
只要这种社会结构不被打碎，弱势群体实际上没有特别多的选择，要么承认被歧视的现状，要么在这种逻辑前提下用行为求得比较有利的结果，也就是踩着同类上位。一旦上位之后，就会尽力维护这种不平等的秩序，因为这是付出了不菲的代价才换回来的。
黑人老奴史蒂芬的言行举止，就深刻体现出内群体偏见的特点。
我想读者已经猜到了，圣雄甘地在历史上所扮演的，就是这样一个“黑人老奴”的角色。所谓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是对英国殖民秩序最大程度上的致敬！
年10月2日，甘地于出生于古吉拉特邦的港口城市波尔班的一个笃信印度教、坚持素食的富有之家，他的父亲卡拉姆昌德做过波尔班达邦王公的首相，甘地家族在当地虽不算富甲一方，但也是一方豪强，广有威信。甘地家族属于古杰拉特的班尼亚种姓（印度教徒第三大种姓吠舍的一支——译注），世代从事商业。
甘地诞生的这一年，恰好是轰轰烈烈的印度大起义结束十周年。十年时间，足够那些生性乐观的印度人忘记在起义中流过的血，殖民当局镇压起义的残暴行径。另一方面，这次大起义后，英国殖民政府改变了对印度土邦的态度，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换取他们合作。因此甘地的童年时代是在一个拥护殖民秩序的氛围中长大的。
童年的甘地
少年时代的甘地虽受当时革新之风的感染，曾经尝试打破素食以强身健体、振兴民族国家，终因摆脱不了从小所受的教育，半途而废。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青少年时代是一个人反抗精神最强的时候，年轻的甘地连家里的约束都反抗不了，这说明他根本就是一个顺从缺乏反抗精神的个性。
19岁时，甘地如同印度的许多精英家庭的子弟一样，赴宗主国英国求学，在伦敦大学学院学习法律。十九世纪末期，每年只有大约两百名印度年轻人能到大英帝国的首都一游。因此，甘地是为数不多的幸运儿之一。他接受了系统的英国法制思想的教育，取得了伦敦大学学院的法学学位，并获得律师资格。
当时的大英帝国刚过巅峰期，但是颓相尚未显露，仍然是世界头号强国。灿烂辉煌的英伦文明，令甘地产生深刻的自卑而拜倒在它的脚下，宗教陈规的约束使他在一个全新环境里无所适从。这种精神冲击力，大概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往美国的中国人受到的思想冲击还要大。他的一言一行，完全是一副接受英式高等教育的绅士做派，处处自觉向英国人的标准看齐。
甘地发现伦敦人大多信仰基督教，因此他也认真阅读《圣经》，并频繁去听人布道，甚至认真考虑过皈依基督教。事实上，他去教堂比去印度教神庙勤多了，甚至对自身的印度教信仰，都没有研究得像基督教那么深入。当英国人向他问起《薄伽梵歌》的时候，他回答说：“我深感惭愧，因为对这本圣典诗集，我既没有读过梵文版的，也没有看过古吉拉特语版的”。
青年甘地
甘地最终还是没有改信基督教。一方面，他不能相信耶稣是上帝唯一的孩子；另外，如果改宗，就要抛弃印度教，而他从懂事起就皈依了印度教，婆罗门种姓信仰已经渗透到灵魂深处，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过，基督教对甘地改变非常大。在一生所有重要演讲中，他都频繁使用基督教语言，模仿耶稣的言行，甚至很多人干脆称他为“印度耶稣”。这也是甘地容易引发英美民众同情与共鸣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仇视他的保守派印度教徒有时会攻击他是“基督印度教徒”，这可能也是他最终被印度教徒刺杀的重要原因。
甘地学成归国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但是业务十分惨淡。有个来自南非的印度商人的案子要他处理时，他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前往南非的历程。从年至年一战爆发，从24岁至45岁，整整二十一年，甘地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都留在了南非。
甘地在南非
当时的南非是个充满种族歧视的英属殖民地，几十余项种族歧视的法令先后被通过实行。南非除了白人、黑人也有很多印度人，大部分印度人是被运过来的苦力，显然，温顺的印度人是比桀骜不驯的黑人更加好用的劳动力。
南非的白人显然比黑人高等，而白人还要分为英国人和布尔人，英国人和布尔人为了争夺领导权一直在明争暗斗。南非白人不像在印度殖民地的英国人，搞不明白什么种姓制度，在他们眼中，印度人和黑人差不多，因此在南非的印度人无论其种姓如何，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在很大程度上被限制和剥夺，遭受到歧视。
年4月，甘地作为一名律师在德班踏上了南非的土地，坐上了从德班开往比勒陀利亚的火车。他身为印度精英，并且受到英国的教育，具有令人尊敬的职业，自认为有资格做头等座，于是买了头等座车票。没想到火车上的乘警（不清楚是黑人还是白人，但是看他对这个问题如此不依不饶，很可能是黑人）一看，你个印度阿三也有资格坐头等座？你怎么配跟白人老爷坐在一起？乘警赶他去跟那些“下等人”一起坐行李车厢，甘地认为受到了侮辱，拒不服从，于是被乘警粗暴推下火车，在午夜的站台上站了半宿。
甘地认为，这次旅行是“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经历”。他成立了“印侨代表党”，打算用法律知识为印度人争取平等，给他赞助的主要是在南非的印度商人，因为他们也受够了这种歧视。经过非暴力斗争，南非铁路当局同意，衣着整齐的印度人有权乘坐头等车厢。
其实甘地及其支持者的心理是这样的：我们印度人也是分三六九等，你们怎么能把我们高贵的上等印度人看成跟贱民一样呢，是可忍孰不可忍啊！甘地争取的不是平等，而是你们南非白人要认可我们印度的等级，我们上等印度人是有资格跟白人坐在一起喝咖啡，谈笑风生的，至于下等的首陀罗贱民那些，关我们什么事？南非铁路当局的所谓妥协，也不过就是承认了印度的种姓等级而已。
年，英国殖民当局针对大批印度移民来到纳塔尔的情况，通过了《公民权法律的修改令》，用苛刻的条件限制印度人，并扩大了种族歧视的范围。同年，甘地在南非创建纳塔尔印度国民大会，为建立一个印度人在南非的永久性利益代表机构打下基础。年，特兰士瓦州公布禁止印度向南非移民的法案，甘地领导两千余名印侨掀起了非暴力抵抗运动，年抵抗运动达到高潮。南非当局对此进行了镇压，从年1月到年5月，甘地连续三次被逮捕服刑。通过艰苦斗争，年1月，甘地和南非政府达成共识：当局承认印度式结婚的正当性以及废除“人头税”，非暴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
所谓的抗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殖民当局出台法案，强迫所有印度人要随身携带身份证件，并严禁新的印度人入境。经过甘地领导的非暴力抗争，南非当局承诺同意取消《黑人法案》，但要求印度人去警局打指模。
印度劳工拒绝了这一强迫性的歧视要求，甘地这时却跑来劝大家跟殖民当局配合，主动去打指模。结果差点被工人用刀刺死。伤未痊愈，甘地就跑到警察局第一个打指模，以作表率，引发了南非印度人的极大反感。甘地如此表忠心，结果仍然被耍，这才有愤而烧毁身份证的一幕。
甘地被关进南非监狱，当时的殖民地首脑、布尔人扬·史末资（JanSmuts）去跟他谈判。两人谈完了，甘地说：你知道，我们是要推翻你们对我们的压迫的。
史末资：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甘地：我们一定会胜利的。
史末资：靠什么？
甘地：靠你的帮助。
在甘地看来，殖民统治不应该是殖民者压迫所有的被殖民者，这是极不明智也是极为低效的做法，而应该赐予其中一部分被殖民者较高的地位，由其帮助打点一切。正如《姜戈》这部电影中的奴隶庄园，需要有史蒂芬这样地位相对较高的忠仆，或者英国殖民当局在印度那样的统治。甘地相信，他的抗争一定会得到白人的理解和支持。这种所谓的“抗争”无非就是向主人邀功请赏，又怎么可能是“暴力”的呢？
布尔战争后，为了争取英国政府改善印度人的状况，甘地在自己控制的报纸《印度舆论》上说：“督促建立一种新秩序，即白人与印度人共同协作、共同管理南非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我们深信，我们和白人一样相信种族的纯洁性，我认为黑人和印度人不应该被迫生活在约翰内斯堡的同一郊区里，这对于印度人来说是极不公正的”。
这样的言论放在今天，就是妥妥的种族主义者。甘地所反对的不是等级森严的殖民体制（其实就是奴隶制），而是谋求高等印度人在这一体制下应有的地位。换句话说，甘地的心态跟本文开头提到的《被解放的姜戈》中的黑人老奴史蒂芬是一模一样。他所要给南非印度人谋求的地位，就是在日占时期的华北，各种“维持会”“皇协军”所扮演的角色。
实际上，甘地和丘吉尔都是旧制度的维护者，
只不过一个是站在高等印度人的角度，另一个是站在英国保守派的角度
《甘地与丘吉尔：命运抗争与妥协的史诗》的作者赫尔曼认为：“实际上，甘地在《印度舆论》上提出的很多建议，都是在推广不同种族应该使用不同的设施，这使得他成了种族隔离政策的早期缔造者”。
那时的甘地只在乎印度人是否受到了和白人一样的待遇，这已经暗示了甘地种族主义者的立场。甘地研究专家詹姆斯·亨特认为：“他这种用种族定义身份的重要意识，将会对他如何看待印度产生巨大的影响”。
对，你没看错，曼德拉用毕生精力所反对的那个“种族隔离制度”，是圣雄甘地一手推动的。“民权双圣”曼神和甘神，如果生在同一时代，他们将是政治上的敌手。甘地挖坑，曼德拉填坑，然后双双被捧成神，也是醉了……
脑补一下：
曼德拉：我们黑人要平等，废除种族隔离，自由万岁！
甘地：我们印度人凭什么跟你们黑人在一起？种族隔离才是光辉伟大的制度！
南非白人作壁上观，笑而不语。
在布尔战争中，甘地站在英国主子这一边，组织名印度救伤队，到前线主动为英军服务，丘吉尔作为一名战地记者也参与了这场战争，他被俘后越狱成功，从此名声大噪步入政坛。年，祖鲁人起义，甘地再次故计重施，帮助英国镇压祖鲁人。这意思无非是对白人主子说：您看我都这么忠心耿耿了，是不是可以对我们上等印度人好一点？至少不要把我们和下等印度人以及黑人一视同仁？
甘地的处境比黑人老奴史蒂芬还要悲哀。史蒂芬奉献出了忠诚，至少还得到了白人主子的信任和重用。甘地都披肝沥胆，日月可鉴了，南非殖民当局还是对他的种种努力不屑一顾。
在南非一次次“热脸贴冷屁股”的悲惨遭遇，让甘地忍无可忍，他开始思考新的力量源泉。甘地的思想开始慢慢转变，他认为，“统治印度的不是英国，而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是通过铁路、电报、电话等方式对印度加以控制”。他从此回归印度传统宗教，对西方文化进行全方位排斥，从科学、机械到军队，从议会到法律等各方面。
这种借助传统宗教，歇斯底里排斥现代文明的极端保守思潮，在中国也有对应物，那就是“义和团运动”。甘地所搞的“非暴力不合作”，说白了就是“非暴力义和团”。说白了，就彻底钻到牛角尖里去了。正像义和团的口号发动了很多群众一样，这种简单粗暴回归农业文明的运动口号，对于从农业社会转变到殖民地社会的底层群众来说，具有极大的煽动力。
对于甘地这种印度上等人来说，排斥现代文明回到过去，更有另一层意义：外国殖民者没来的时候，那些旧时光是多么美好！
年，甘地在南非送别国大党领袖戈卡莱的时候，第一次穿上了印度的传统服装，日后这个形象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新闻中。甘地在送走戈卡莱上岸后，他看到四周那些蹲坐在他周围的印度移民而怒火中烧，这些印度移民衣衫褴褛，带着破烂不堪的行李，一些人居然就在码头方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的同胞太无耻了！”甘地认为，由于他们身体上和道德上存在弱点，再加上令人恶心的生活习惯，我们必然会遭到白人的鄙夷。甘地的感慨，与一些抱怨中国人劣根性的精神外国人并没有什么不同。
当甘地年从南非返回印度时，他已在世界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并成为名声大振的著名社会活动家。
甘地在印度的活动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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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心动魄的中共情报战（一）
上海滩风云（二）
中共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三）
一个情报让中共死里逃生（四）
长征中的神机妙算从何而来？（五）
红军的最后一个生死大劫！（六）
西安事变背后的重重谍影（七）
危机四伏，延安不安（八）
恩来遇袭（九）
从情报战线走出的兵工泰斗（十）
蒋介石身边的中共谍报大师（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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