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达三百余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然而也正是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为后世的隋唐一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公元年隋文帝杨坚灭南陈，终结了持续三百余年的大分裂大动荡。隋朝一共就只有隋文帝杨坚、隋炀帝杨广两个有实权的皇帝，即使算上隋末李渊、王世充立的杨侑、杨侗两个傀儡皇帝也不过就四个，而这前后四位皇帝的在位时间加起来满打满算也不过只有38年。大业七年（公元年）山东邹平人王薄在长白山（今邹平南）率众起事揭开了隋末民变的历史大幕。
大业九年（年）杨玄感的起兵标志着隋朝统治集团内部也开始分崩离析。一时间普天之下涌现出所谓“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烟尘”。最终结束这一乱世的是唐国公李渊：公元年从太原起兵的李渊向首都长安进发。李渊在掌控长安后先是拥立隋炀帝杨广之孙杨侑作为傀儡皇帝，随着自己的权力日渐稳固之后李渊就以所谓“禅让”的名义坐上了皇位。唐朝近三百年的统治由此揭开历史序幕。唐朝立国后逐步消灭了薛举、李轨、刘武周、宋金刚、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杜伏威等各路割据势力。
截至武德七年（公元年）除了依附于突厥的梁师都以外的各路割据势力都已被李唐王朝荡平。就在天下已大体归于一统之际李唐皇室内部爆发了一场玄武门之变：李渊的次子李世民杀死兄长李建成、弟弟李元吉，逼迫父亲李渊让位于自己。然而就在他即位刚十二天的时候东突厥十万大军由颉利可汗亲率一直进击到大唐王朝的都城长安城下饮马渭水。这时的李世民选择了忍辱负重——拿出国库所有积蓄贿赂颉利可汗，与此同时自己亲赴突厥大营求和，然而即使在此时他也依然坚持绝不放弃长安城。
当李世民单枪匹马步入突厥营帐和颉利面对面谈判时颉利被震慑住了。尽管不久之后突厥人就退兵了，但这件事被李世民和他的臣民视为国耻牢牢铭记。仅仅只过去了三年李唐王朝就联合反对颉利可汗的各部族向其发起全面的战略报复：唐军深入突厥腹地俘虏颉利可汗灭东突厥。自此大量突厥人开始自动内附，突厥血统从此逐渐融合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血脉之中。盛唐时期五品以上的突厥籍武官多达一百多人，几乎占到五品以上武官的一半。公元年东北和西域各部族纷纷要求内属大唐王朝，各族首领齐聚长安，共同尊奉唐太宗李世民为天可汗。
也是在这一年孤悬海外的倭国向大唐帝国派遣了第一批遣唐使，而在此之前他们已先后派出三次遣隋使。十年后唐军征服位于吐鲁番盆地的高昌国，这次唐朝没有将高昌故地设为羁縻州府，而是完全效仿中原内地设为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的郡县。汉代开拓西域虽标志着西域纳入中华版图，但是以西域都护府的名义，李世民完成了中原王朝第一次在西域设置郡县的壮举。至此大唐王朝已先后取得对东突厥、吐蕃、吐谷浑、高昌、焉耆、西突厥、薛延陀、龟兹等国的军事胜利。网上甚至出现了一句戏言：在唐朝没灭过一两个国家都不好意思自称名将。
唐太宗李世民晚年朝散大夫王玄策在出访天竺时被天竺篡位之君阿尔裘那扣押，但他凭借自己的智慧和勇气逃了出来并以一人之力向吐蕃和尼泊尔借来七千兵力，最终身为大唐使节的王玄策利用这支借来的雇佣兵完成了一人灭一国的传奇。公元年7月10日唐太宗李世民驾崩，归附唐朝的边疆各部族酋长们按他们的风俗习惯割破自己的面颊祭奠李世民，突厥籍的将领阿史那社尔甚至提出要自杀殉葬以卫陵寝。唐王朝的辉煌并未随着李世民的死亡而黯淡下去：就在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的永徽元年（公元年）9月唐将高侃击擒突厥车鼻可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
显庆二年（年）唐高宗遣大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西突厥可汗沙钵罗逃奔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后被唐军擒拿，西突厥汗国至此灭亡。李治以西突厥故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至此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无阻。就在大唐帝国蒸蒸日上之际帝国东北方向的朝鲜半岛吸引了李治的注意力：曾令其父皇李世民和前朝杨广头疼的高句丽联合百济向新罗发起进攻，遭受重创的新罗向大唐遣使求救。恰巧此时大唐西北的西突厥又和大唐发生冲突，忙于西北战事的李世民只是派大臣带着劝和诏书前往百济进行警告。
百济对大唐的警告置若罔闻：不仅又攻占了新罗十几座城池，还断绝了向大唐朝贡。唐高宗李治继位后百济重新遣使向唐朝进贡，然而李治已对百济飘忽不定的外交政策大为光火。李治给百济国王下发诏书称：任王决战，朕将发契丹诸国度辽深入。王可思之，无后悔！勿谓言之不预也。尽管这份诏书的措辞已相当严厉，但百济朝廷并未将其当回事——在他们看来：百济与唐朝陆路不通，两者之间隔着连隋炀帝、唐太宗都未能平定的高句丽；而海路方面：今天的黄海在当时看来几乎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天然军事屏障。
依然我行我素的百济于公元年（唐高宗永徽六年）与高句丽达成战略默契：从西、北两个方向夹攻新罗。自知不敌的新罗只得再度向大唐帝国求救。唐朝方面于公元年派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率左骁卫将军刘伯英等水陆十万讨伐百济。从这年3月10日唐高宗李治下发远征百济的诏书到8月12日平定百济的捷报传回大唐京城前后五个月时间内割据海东近五百年之久的古国百济就灰飞烟灭了。这时试图插手朝鲜半岛事务的日本把在日本做人质的百济王子扶余丰送回国内，支持百济叛军与唐朝、新罗联军对抗。
公元年8月27日唐军刘仁轨部在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遭遇四倍于己的倭国百济联军，然而此战的结果是处于兵力劣势的唐军焚烧倭国战船四百余艘。此时的日军还没后世的所谓武士道精神，战败后的日军兵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这场大唐高宗年间的中日战争是两个千年历史上的首战，应该也是中日历次战争中日军最大规模的投降，是历次中日战争中赢得最为干净利落的一仗。刘仁轨作为中华民族有史以来第一位抗日将领彻底完胜日军，之后余年日本再不敢窥视中华。
在赫赫武功的背后大唐王朝的经济文化也空前繁荣。《旧唐书》载：（贞观时期）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斗米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及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资粮，取给于道路焉。唐朝强大的武功、繁荣的经济也催生了开放包容、自信大度的社会文化氛围。唐朝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或是民间社会生活均体现着一种开放进取的风气。疆域辽阔、经济繁荣的唐朝通过陆上和海上的丝绸之路将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东亚、东南亚、中亚、西亚、南亚乃至欧洲和非洲。
唐朝在东北方向开通了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东北地区的渤海国、朝鲜半岛的新罗、孤悬海外的日本以及位于今天俄国远东地区的驱度寐国、流鬼国、夜叉国。东南方向的海上丝绸之路沟通了台湾、越南、苏门答腊等地并一直向西延伸到非洲东海岸，现代考古发现非洲东海岸出土过唐代钱币，唐代典籍中也曾记载过皮肤黝黑的昆仑奴。从长安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穿越中亚、南亚和西亚，诗仙李白就出生在中亚碎叶城，玄奘沿着这条路西行求法，造纸术通过这条路传到阿拉伯帝国并由阿拉伯人传到欧洲最后扩散到全世界。
一代代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纵马赴国难的边塞诗人沿着这条路西出阳关，一代代使节商旅在这条路上留下阵阵驼铃，一代代传教士求法者在这条路上执着追寻信念：从玄奘大师起一代又一代高僧沿着丝绸之路西行求法，而拜火教、伊斯兰教、景教等宗教也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和之前传入的佛教以及中国本土文明日渐融合。自印度传入的佛教逐渐形成了中国本土化的禅宗思想，而佛教中国化正是由贞观时期的禅宗六祖惠能最终完成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被其他基督教派视为异端，然而却以景教之名盛行于唐代的长安。
唐朝在中国历朝历代中是一个不热衷于修筑长城的朝代，这是因为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在历朝历代中相对和谐。唐朝平等的民族政策使这一时期实现了长城内外皆唐土、民族兄弟皆唐人。唐朝重用的外族名臣中有铁勒人契必何力、靺鞨人李多祚、高句丽人高仙芝、百济人黑齿常之、突骑施人哥舒翰、契丹人李光弼、沙陀人李克用、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波斯人李元谅、天竺人瞿昙悉达等等。这一时期从西域传来的胡旋舞、马球等活动开始为李唐皇室和中原百姓所热衷，甚至还出现了女子打马球的风尚，这显然是宋代以后裹着三寸金莲的女子所做不到的。
打马球只是唐朝的开放性体现在女性身上的缩影之一，事实上一个朝代的女性观和这个朝代的综合实力、社会氛围是密切相关的——唐代的女性观正是在开放进取的国家意识下形成的，这和宋代以后偏向于保守内敛的国家意识形成了鲜明对比。具体到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唐朝并不将女性视为男性的附属产物，甚至在当时的尚武风气下涌现出了一批彪悍女子。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谓“吃醋”这个词汇最早就来自于唐朝人所著的《朝野佥载》：凌烟阁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唐太宗年间的宰相房玄龄因为惧内而不敢纳妾。
唐太宗李世民得知此事后就把房玄龄的夫人召入宫中好生教育了一番，然后再赏赐了房玄龄两个宫女，没承想房玄龄的夫人死活不干，李世民一怒之下命人端来一壶毒酒让房夫人饮下，谁知房夫人居然一饮而尽。后来才知道端来根本不是毒酒而是一壶醋，从此之后李世民再不提给房玄龄赏赐宫女的事了。正是在这种相对开放的女性观之下使唐朝成为了很可能是历史上奇女子最多的朝代：唐高祖李渊的女儿平阳昭公主通过变卖产业赈济灾民的方式拉起队伍支持父亲的起兵反隋大业，甚至就连隋朝名将、降唐后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的屈突通也曾在她手中连吃败仗。
长孙皇后在玄武门事变前亲自勉慰诸将士，作为贤内助匡正李世民为政的失误。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选贤任能、奖励农桑、改革吏治，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上官婉儿多年掌管宫中制诰，被誉为“巾帼宰相”，代朝廷品评天下诗文，《全唐诗》收其遗诗三十二首。此外唐朝的奇女子还有太平公主、江采萍、杨玉环、鱼玄机、薛涛等等。唐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在唐朝的年间出现了位女诗人。事实上唐朝的女性并不像宋代以后的女性那样只是男性的附属物，而是具有相当的自我意识。
太平公主、上官婉儿、玉真公主等人均曾在自家召开大规模诗会、茶会，与各种各样的男性诗文唱和。这要搁在讲究三纲五常的理学盛行年代女子就该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成天出席各种交际应酬抛头露面成何体统？别说是在封建社会了，就算是今天一个大龄女青年恐怕也避免不了被长辈催婚的命运，然而和各种男性有交际的玉真公主却偏偏选择出家当道士，这要搁在宋代以后堂堂皇家金枝玉叶居然要出家简直就是不敢想象。唐代女性的婚姻观相当自由：不仅有像玉真公主这种坚持不婚主义者，同样也不乏女子休夫、寡妇改嫁的现象。
年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一批唐代文献中包括12件放妻书。其中保存比较完整的《赵宗敏谨立休放妻书》中赵宗敏阐述双方结为夫妻是有姻缘的，只是两人婚后不和而自愿离婚。赵宗敏在放妻书的末尾还写道：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伏愿娘子千秋万岁。这相当于是祝福妻子在离婚后能再觅良好姻缘。李唐皇室在女子改嫁这点上甚至起到了一定的示范作用：武则天本是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后来却改嫁高宗李治；杨玉环本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儿媳，最终却成为李隆基的贵妃。根据《新唐书·公主传》的记载：唐代公主再嫁者达到了23人，其中嫁人三次以上的共有4人。
从唐代的壁画、雕塑反映的当时的女性形象不难看出：当时的女性服饰是比较透明暴露的——当时相当一部分女子喜欢穿袒胸装。当时女性服饰的开放程度达到什么样呢？如果我们今天拍关于唐朝的影视作品时要完全真实还原当时的女性服饰都有可能过不了审。唐中宗时期的一个新年曾开放宫门放宫女们出宫赏灯，结果第二天宫里整整少了三千宫女，这要搁其他朝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伺候皇家的宫女居然偷跑出宫，然而这件事却并没在当时引起什么轰动。在更早的时候唐太宗李世民更是主动放三千宫女出宫自由婚配。
白居易曾在他的诗中盛赞太宗皇帝“怨女三千出后宫，四百死囚来归狱”。当然唐太宗放出宫的宫女以及唐中宗年间逃出宫的宫女是不是真有三千人之多估计有待商榷，然而这种说法的出现本身就证明当时女性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现实。事实上这些放出宫或是逃出宫的宫女们是不难寻找自己的归宿的，因为唐朝的自由恋爱风气还是比较浓厚的，这和宋代以后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观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唐代郑哲写的《女鬼记·孟氏》中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淮扬有个老板，有一天他老婆孟氏正在家中轻声吟诗自娱自乐。
却不知从哪里来了个英俊少年径直推门而入说道：“浮生如寄，年少几何？繁花正妍，黄叶又坠。人间之恨，何啻千端。岂如且偷顷刻之欢也”。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人生苦短，咱们得抓紧时间及时行乐，至于这乐子是啥就不多说了吧。在唐代狎妓是一种风尚：唐玄宗时的长安城内外登记在册的教坊妓就高达人左右。著名诗人白居易家中蓄养了数名家妓，杜牧也曾赋诗”十年一日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事实上唐代的妓院并非单纯只是满足人们原始肉欲的地方，也是文人墨客汇集之地。
唐代的青楼女子绝非单纯以色侍人，而是几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她们之中甚至还涌现出了鱼玄机、薛涛这样的女诗人。当然唐代的开放性不只体现在女性观上，同样也体现在包容进取的民族政策上。事实上出自番汉杂处的西北地区的李唐皇室本身就有鲜卑血统：唐高祖李渊的母亲是西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出自鲜卑纥豆陵氏（后改汉姓窦氏），唐高宗李治的母亲出自鲜卑长孙氏。杜甫曾在自己的诗中写道“虬髯似太宗”，由此可见李唐皇室成员在外貌上是较为特别的。
整个有唐一代对各族文化几乎都以一种开放包容的精神兼收并蓄：在长安和洛阳随处可见穿戴者突厥和波斯服饰的人——他们有的是真正的突厥人、波斯人，有的则是当地人，着胡服一时间成为一种潮流时尚，甚至连唐太宗李世民的太子李承乾也热衷于突厥服饰。繁华的都城长安和东都洛阳除了原有的民房之外甚至有人搭建起了游牧民族风格的帐篷，进入这些帐篷之后就会赫然发现里面陈设的来自西亚、南亚的名贵家具，甚至连伺候在一旁的奴婢也来自位于如今朝鲜半岛的新罗国。来自异域他乡的狮子、犀牛、大象、长颈鹿等动物成为人们争相观睹的“西洋景”。
这一时期来自异域的音乐艺术对唐王朝影响深远，逐渐形成了《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康国伎》、《疏勒伎》、《高昌伎》十部乐为代表的唐代宫廷音乐体系。与此同时异族的文化习俗也对唐王朝有着深刻的影响：身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成而为高宗李治的皇后，身为玄宗儿媳的杨玉环则成为了玄宗李隆基的贵妃，这似乎使我们看到古代游牧民族盛行的“父兄死而子弟娶其庶母、兄嫂”的习俗。唐太宗李世民就曾说过：“自古皆贵中华而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李世民所推行的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使他被西北少数民族尊奉为“天可汗”。阿史那社尔以及铁勒部的契苾何力、突厥酋长执失思力等人死后等陪葬于李世民的昭陵。唐朝在用人制度上不分民族、信仰，同样也不讲出身门第、不避亲疏远近：贞观一朝的文臣武将中既有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执失思力这样的少数民族代表，同样也有出自与李世民敌对的李建成阵营的魏征、王圭、韦挺等人，更有出身农民起义的李勣、秦叔宝、程咬金等人，既有出身贵族世家的李靖，也有出身寒微的尉迟敬德、张亮、马周等人。
唐朝进一步完善了隋朝确立的科举制，开启了底层平民跻身官僚体系的上升通道，彻底打破了两汉察举制、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制下门阀贵族对仕途的垄断。在此之前决定一个人前途命运的前提首先是看这个人的家世出身如何：袁绍的“四世三公”、刘备的“孝景皇帝之玄孙”等都是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世家大族垄断做官的权力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官僚政治生态。平民子弟几乎没任何上升渠道，而隋唐科举制的确立使寒门子弟才得以凭借真才实学在社会上层获得了一席之地，然而唐朝百姓却并不见得都热衷于做官。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时期，事实上唐朝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唐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著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举世闻名的大都会。自汉代以来“丝绸之路”一直是联系东西方物质文明的纽带，唐朝在西域设立的安西四镇为东西方来往的商旅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秩序和有效的安全保障。
公元年12月21日唐玄宗李隆基封禅泰山，跪伏阶下的人员囊括了大唐声威所及之地的所有臣民：作为皇帝治理天下的得力助手的文武百官；各地州牧推举的贤良方正；孔子的后人象征着本朝道统所在；北周和隋朝两个前朝皇室后代的献礼叩首彰显着大唐的宽容博爱惠及前朝孑遗。当然最令人大开眼界的还是来自异域殊方的各国使节：突厥、契丹、奚、大食、昆仑、日本、新罗、靺鞨、天竺......几乎大唐声威所至的各族各国皆派出使臣参与这场盛会。距离泰山多公里外的长安城是大唐帝国的都城，同时也是当时全世界唯一拥有百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长安城内格局整齐严密：内城将禁宫大内、政府机构和居民区分开，而居民区则依直线划分为东西南北整齐排列的个坊。这其中的平康坊是举人书生、进京官吏还有驻京办事人员的聚居地，热闹非凡。但与此同时它还有另一层身份就是妓女聚居地，这也印证了上文所提到的狎妓风尚。唐朝除了唐诗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的丰碑之外，同样也是中国古典传奇小说的发源，其中《李娃传》、《霍小玉传》等著名的传奇故事就出自平康坊。江南、蜀地乃至西域、天竺、欧洲等地的商贾云集于长安，长安城以开放包容的胸怀接纳了来自各地的外来人士。
黄皮肤的新罗人、日本人、东南亚人；白皮肤的东罗马人、阿拉伯人；黑皮肤的昆仑奴都能在当时的长安城见到。光是贞观四年东突厥颉利可汗战败后唐太宗就一次性在京城安顿了1万户突厥人，这几乎相当于长安居民总数的1/20。中国的丝绸、瓷器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一起在长安城里售卖。儒家的宗祠、道教的道观、佛教的寺庙、景教的教堂、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广泛分布于长安城中。公元年在长安这座汇聚了各种肤色的人种以及各种语言、宗教的国际大都市中发生了一件趣闻轶事。
一个名叫郑六的年轻人从乐游园新结识的情妇任氏家中出来回到自己居住的里坊时碰见一个卖饼的胡人，闲谈之下不想这位胡人对长安城的内幕小道消息竟比郑六这个老长安人还门清。谈着谈着胡人告诉郑六：他新结识的这个情妇其实是个专门勾引男人的狐妖，胡人说这话时漫不经心，因为他自称“已三见之”。而郑六得知此事后不仅不以为意，反而更加兴高采烈。可能当时的长安人早已习惯于和各式各样的人生活在一起，对异象更多的是一种猎奇之心而不是畏惧之意。这种开放进取的国家精神使唐人具有强烈的自主意识。
上文已提到唐代的女性并不被视为男性的附属物，同样唐朝的臣民也不被视为君权的附属物——至少在盛唐以前个体的人都是有尊严的：褚遂良敢不为唐太宗漂白玄武门事变，魏徵敢谏太宗“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李白敢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敢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高适敢说“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可能在历代封建王朝中唐朝是最为重视人民的个体自由的——唐朝的统治者并不将百姓视为君权的附属物，恰恰相反他们认为百姓是国家政治乃以安定的源泉。
所以才有了李世民那番“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说。李世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白居易的《七德舞》中有这样一个典故：怨女三千出后宫，四百死囚来归狱。这其中“怨女三千出后宫”就是我们上文已提到的放三千宫女出宫之事，那么四百死囚来归狱又是怎么回事呢？话说贞观六年（年）十月的一天李世民带领大臣外出体察民情见到一个老妇人领着两个小孩收获庄稼，好奇之下询问道：“为何你们一老二少在此劳作？家中没有壮劳力吗？”老妇人回答：“判了死刑正蹲大牢”。
回到京城的李世民接到京城监狱送来的报告声称：狱中有四百死囚，要求尽快行刑。李世民言自复审后发现所谓的死囚几乎都是之前隋唐易代天下大乱时为生计所迫做了些偷鸡摸狗之事，并没什么杀人越货的强盗暴徒。当初时局混乱官府多行重典才造成如此之多的死刑案。李世民思考后作出一个决定：放这些死囚回家过年，约定来年归狱受刑。结果四百死囚都在约定日期前归案。此事之后李世民进一步规范了死刑的审核工作——在他的直接干预下确定了五复奏制度：一个人即使被判处死刑，也要反复上奏五次。
皇帝会亲自复核死刑案件并巡视监狱，死刑犯只要向皇帝喊冤则案件自动进入再审程序。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因出现冤假错案而误伤人命。在那个皇权专制的年代身为一国之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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