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切与隔阂
既然来了南非，就必须要谈谈库切。
来南非之前，我在库切的书里读过太多南非的片段。他写开普敦大学，写老布尔人的乡村生活，写迈克尔.K经过阿尔伯特王子城……现在我站在这片土地上，试着感受他笔下的那个南非。
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南非著名小说家，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年出生在一个布尔人家庭，因为讨厌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和动荡落后的社会现实而在大学毕业后去了英国工作，之后又辗转到美国求学，教书。由于没有获得美国绿卡，他于年被迫回到南非开普敦任大学教师，从此长期生活在南非，直到年移居澳大利亚。
库切是个奇怪的人。他一直认为自己是个英国人。他获得了两次布克奖，在英语世界获得极大的承认。他成功的作品多以南非生活为背景。同时，他在南非始终没有什么读者。小梁口中的开普敦是南非治安最好，最宜居的城市。库切则对这个城市这个国家充满了厌恶。他终于在年成功地变成了澳洲公民——可也不过是另一个南半球的英联邦国家。他努力的隐藏着自己，即使获奖之后。
旅程的最后一天，我去了比勒陀利亚的布尔人先民博物馆。我面朝门口矗立的布尔人妇女雕像，看着布尔人大迁徙留下的各种文物，听着血河之战前后的那些悲壮的故事，一股沉重的伤感突然抓住了我。
十七世纪末，这些荷兰人，就这么背井离乡到了非洲南端，居然就开枝散叶，一代代生活了下去。而为了在这里生活下去，他们不惜浴血奋战，与英国人，与非洲人。他们顽固的融入着这块土地，却也顽固的拒绝着其他人。这种臭硬臭硬的脾气，这种看似接近又保持距离的疏离，这种义无反顾孤注一掷的精神，一直藏在我的内心深处，那一刻，终于被掏了出来，让我站在他们的石头房子里，心底发凉，不知如何是好。
我一直说不清，或者说不愿意说我为什么喜欢库切——是因为在他的生平和作品里，看到了自己身上的巨大的流离失所。这让我羞于启齿。我从不只从写作技巧或者说作品本身去审视一位作家。我希望靠近他的内心。库切的小说技巧毋庸置疑的超群，其主题毋庸置疑的深刻，但我看到的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我自己便也是个无家可归的人吧。他的南非就像我的河南，他的伦敦就像我的上海。这个世界上还有无数无数无家可归的人，纳博科夫，亨利米勒，辛格，布罗茨基……
年以后，世界文明的进程逐渐变成从西方文明向往全世界辐射的过程。几百年来，千千万万的人因为这种全球化带来的巨变，被取消了实际意义和精神意义上的故乡。像库切，像千千万万人一样，我也用自己的方式，以不同的程度，感受着这种痛苦。
我出生在河南的一个小县城，父亲是汉族，母亲是回族。县城里，两个民族分居南北。我舅舅希望我信仰伊斯兰教，我父亲制止了。成年后，总有人问我，你的认同感在哪边，我说不清楚。
18岁，我带着对家乡那个压抑、落后的环境的不满，出门去南方读书，先在南京，后在上海。我感受到了内地和沿海的巨大差异，感受到了中国南北的巨大差异，又感受到了河南人在全国各地的那种普遍的不受待见。总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了之后他们又说不像，我不知道为什么。
时至今日，我离开河南已经13年，在上海居住已经10年。凭着受过教育和运气好，现在我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我也习惯了回河南不觉得自己是个河南人，在上海也不觉得自己是个上海人。我曾经在乎过我是哪里人，但我现在已经无法定义这一点了。并且我觉得，在今时今日的中国，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中国这个国家，看似没有明面上的族群分治，阶级划分，但中国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与不信任，从有明一代绵延至今，比南非有过之而无不及。英国白人看不起荷兰白人，荷兰白人看不起黑人，黑人里有好战的祖鲁人，他们又看不起其他黑人。我觉得，找一百个地方的中国人，把这个“看不起食物链”置换成一些中国地名，是个很轻松的事儿。比如我和朋友说起南非黑人涌入城市的故事，他突然来了一句：啊，好像香港人对待大陆人的态度。
是啊，我运气好，受了教育，没有难懂的方言，可怕的卫生习惯……可有运气不好的，有教育程度低的。就像南非的那80%不受教育的黑人。他们很惨，英语都带着儿话音，连海都不能看，可他们看了海之后还要钱，你说怎么办？早年余世存先生写过《十月诗草之歌拟奥登》，诗里说的也是这个。
是，我们不过是参与了古老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或者说只是人口迁移过程中的一些牺牲品。我们要被献祭给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可能是河南人河北人安徽人东北人云南人四川人，我们操着各种各样奇怪的口音，我们来到大城市，我们上过大学或者没上过大学，我们付出了汗水和努力，希望有一席之地。但历史的债务，需要我们来偿还，发展的沟壑，需要我们去填满，族群之间的裂痕，需要我们去粘合。你可以诗意的叫我们异乡人，浪游者，你也可以嫌恶的叫我们外地人，打工仔。其实我们就是那些移民——那些布尔人。我们臭硬臭硬，住下来就不走了，因为这里没有海啸和地震，因为这里风调雨顺。只要劳动，就有收获，只要压迫，就有反抗。那种悲壮，和《最爱》里濮存昕说“不是谁都能生在苏杭，但是我可以让他们埋在天堂”是一样的。
我在自己的一些小说里写一些穆斯林的故事，我也写河南的故事。但我18岁就离开了那里。这在时间点上，和库切离开南非，是一致的。库切成长在种族隔离制度逐渐形成的南非，对于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不能沟通，对于族群之间的差异与对抗，对于社会震荡之后对普通人生活的冲击，都有着深刻地认识和厌恶。这一点，也激起了我的认同和共鸣。我不喜欢我的故乡，事实上，只要是一个受了教育的人，就不会喜欢那里。我一个导师和我说：“你要是想回老家，根本就不要读这么多书。你那时不要考高中，读个中专，回去机关里当个办事儿的，上班也就是拍拍马屁看看报纸，下午四点买点韭菜回家包饺子，周末打打麻将，这日子也就过了。”库切终其一生，都在从南非突围。我背后，也有那个巨大的阴影。
所以我对所有的移民，都有一种天然的好感。我当然不喜欢那些打砸抢的黑人，但我敬重那些在异乡的土地上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人。我觉得他们都是我的兄弟。我大学毕业在上海工作了两年之后，我妈希望知道我在从事什么工作，我解释了半天她恍然大悟：“所以你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你不就是个那种别人给你发工钱你干活的打工仔吗？”我也恍然大悟：“是啊，除了读过书而导致自己的工作环境好一些，我不就是个打工仔吗？我和餐厅服务员，街头大排档的小老板有什么本质差异吗？”难道说，所有人不是都应该没有什么本质差异才对吗？但总有人不是这么认为的。
比如我妈就有这么一套价值观：公务员比事业单位好，事业单位比教师好，教师比普通白领好，普通白领比蓝领技工好，技工比搬砖好。搬砖挣了一百万，也没有公务员一个月两千好。
我也觉得，不只是我妈，这套价值观就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简直和晚清的百姓怕官儿，官儿怕洋人一个路子。
我不希望自己认同这套价值观。当年从我妈那么说了起，我就对打工仔这个群体充满了认同。我喜欢法华镇路定西路路口的那个开羊肉串摊子的小老板，我喜欢陕西南路建国西路那家招牌红烧牛肉面馆的老板娘，我也常常和上门修电器的人聊天，我讨厌那些没有真材实料，仅仅因为拥有某些身份就耀武扬威的人。并且我很自豪我这么认为。
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王侯将相，我们自己挣钱自己花。在这块土地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组织生活的自由，只会越来越多。在这块土地上，也有神灵和上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西方人说，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其意义常常被中国人误解。我们嘴上这么学着说，心里觉得有人聪明有人笨有人勤快有人懒，哪里是平等的？我和沙滩上的黑人肯定不平等，我和那些打砸抢的人肯定不平等。
人，有社会的维度，也有精神的维度。社会维度是你的现实生活，精神维度是你的精神生活。但除了一般的消遣类精神生活，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面对上帝的时刻。在那一刻，人是上帝的子民，是有神性的。
一个文明社会可以存在的基础就在于，每个人都有面对上帝的那一刻。这个上帝不止是基督教的上帝——这一刻的意义何在？
圣经里，人被逐出了快乐的伊甸，寓意着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悲惨的存在。佛经里，释迦牟尼也说“诸漏皆苦”。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不论谁，只要存身于世，即已是巨大的苦难。所以，在面对那个永恒的存在的时刻，我们都只是那个苦难深重的人。
剥离所有社会赋予你的属性，不论你是一个妓女，一个官员，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工人，不论你古往今来天上人间，忠奸贤愚善恶美丑……至少在这一刻，面对生之悲惨，我们坐在一条船上：我们的苦难不分高下，我们是平等的。
因此，对于那个若隐若现的，等级森严的社会圈层划分，我一直保持着轻蔑和无视的态度，对于特别强调地域、阶层，圈子的人，我也保持着不认同的态度。我可以遵守游戏规则，因为我不想被排挤或者被抓起来，但我希望能有空间，让我保持我的不认同——也因为我看到，那些伤害别人的人，自己也被另一些人伤害着。
到南非之初，我向小梁问起布尔人这个群体，他略有惊讶：“你说老布尔人啊，现在我们都叫他们阿非利堪人了。他们既不认同非洲人，也不认同英国人。”然后他马上转头说起了别的。
而小梁，作为一个在南非生活的北京人，他在告别我们的时候，细心地留下了团里几个北京老乡的联系方式。他也不停的强调着身在南非的尴尬：“唉，白人当政时我们不白，黑人当政时我们不黑。”
“那华人能当政吗？”
“肯定能，但我觉得我是看不到了。”
年至今已经多年了，那个巨大的残酷的车轮仍在缓缓转动，站在曼德拉故居门口的细雨里，想着在这种巨大的力量面前，无论南非人还是中国人，我们都不过是些尘埃般的，涸辙犹欢的小人物，所企求的也不过是缝隙里的空间和稍纵即逝的温暖。如果时光能有一刻停留，也许这个天堂就能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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