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白癜风药 http://pf.39.net/bdfyy/tslf/190620/7232741.html坎尼之战，是古典时代地中海世界最经典的会战战例之一。作为汉尼拔在意大利军事冒险的第一阶段的收官之作，坎尼会战终结了罗马军队在正面会战中对迦太基陆军保有的优势地位，摧毁了罗马共和国历史上规模少有的野战军，也直接迫使罗马人放弃了以会战手段摧毁汉尼拔远征的企图。整场坎尼会战，在军事上具有极重要的分析价值，这种价值绝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两翼包围”战法所能概括，而是涵盖了战略、战役、战术等各个层次，给罗马人以及许多后世军事工作者以宝贵的启发。同时，罗马军队也在坎尼会战中暴露出了一系列重大缺陷，这迫使罗马人做出改变，也最终使得罗马军队能够在漫长的阵痛期后，蜕变为地中海世界中最为高效的军事机器。本文旨在从坎尼会战入手，仔细分析会战的前因后果，并从会战中两支军队展示、暴露出的优缺点里，剖析这一时期罗马共和国军队的主要缺陷，再由此扩展到整个BC3世纪后期至BC1世纪初期，罗马共和国军队逐渐进行的军事改革历程。第一部分复盘坎尼I通向坎尼之路在坎尼会战之前，汉尼拔的意大利战役，尚未让他获得所期望的成果。尽管连续在特雷比亚河（BC十二月）与特拉西梅诺湖（BC六月二十四日）取得了会战的胜利，但罗马军队仍有余力动员新的军团填补缺额。借由始终保持着的野战兵力，罗马人仍能给汉尼拔远征军最关键的一环：后勤补给，不断地施加压力。▲特雷比亚河战役，特拉西梅诺湖战役及坎尼会战（从上至下逆时针顺序），图片来源于Wikipedia。远离山南高卢后，汉尼拔缺乏一个可靠的后勤基地，因而被迫以现地征发的方式解决补给问题，然而这又导致了更多的问题。BC当年的战局中，汉尼拔的补给情况因糟糕的卫生条件和驮畜的大量损失进一步恶化了。一方面，汉尼拔的远征军无法也不愿获得足够多的驮畜和车辆来进行补给的运输，因为他既无获得这些辎重的途径，也不可能在被罗马人追及的威胁下降低自己军队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这又导致他每一次分散军队征发粮草的间隙缩短了（Poly.III.80~82，Livy.XXII.3~4）。在特拉西梅诺湖会战的胜利后，汉尼拔实际上几乎打通了通向罗马城的道路，但他无力借助这个战果去威胁罗马本身，或是借机迫使罗马人的盟友倒戈。为了获得特拉西梅诺之战的胜利，汉尼拔冒险从亚雷提恩（Arretium）与亚里米伦（Ariminum）之间的沼泽地带进行突破，尽管这最终带来了他战略上的优势，也使他损失大量宝贵的辎重以及自己的一只眼睛。汉尼拔被迫在战后向翁布里亚前进，最终他的军队来到了亚德里亚海沿岸，在这里他们能够征发一定补给，并设法在此休整，舔舐从阿尔卑斯山一路至此的艰辛所留下的伤口（Poly.III.86~88，Livy.XXII.9）。也正是从特拉西梅诺湖开始，拖延者费边意识到了汉尼拔的弱点，尽管费边往往作为一个消极避战的形象被后人记住，实际上他是一位积极的指挥官。他的策略毒辣而精确，可谓击中了汉尼拔的要害，费边有效地机动他的军队，跟踪汉尼拔的同时，相当积极的把他的骑兵和轻步兵投入到与汉尼拔的骑兵掩护幕的交战中。考虑到罗马人在骑兵和轻步兵上的弱势，这样的措施，主要目的无疑是为了影响汉尼拔分散派出征粮队的决心。无法轻易获得补给的汉尼拔，数次试着引诱费边进行会战，然而费边并没有上当（汉尼拔的意大利战役中，罗马人针对其补给困境、着重打击其征粮队的行为屡见不鲜，汉尼拔对此心知肚明，用兵老辣的他屡次反以此为饵，把自己少量掩护征粮队的骑兵挂上鱼钩，引诱喜不自胜的罗马人重兵袭击，然后逼迫对方进行不利的主力会战。这样的伎俩多次成功，但费边却能在不上当的同时，仍旧保持对汉尼拔补给的巨大压力，足见费边战术手腕的张弛有度和准确的判断力）。这进一步压缩了汉尼拔的行动空间：他被迫选择那些土地更肥沃的地区，或者罗马人既设有补给仓库的地点作为行动目标，费边也能够籍此预先判断汉尼拔的行动路线，从而在最有利的情况下进行最终的会战。▲特拉西梅诺湖战役，图片来源于Wikipedia。费边的缓慢布局和最终撒出的大网，几乎杀死了汉尼拔的大军：汉尼拔被迫转向补给充足的坎帕尼亚解决其后勤问题，而这里的地形很容易使他被困住。在肥沃的法勒努姆谷地（Falernum），汉尼拔的主力几乎被困死。要不是汉尼拔最终凭借“火牛阵”的疑兵之计，成功骗过费边，并从一个原本被费边控制的山口悄悄溜走，汉尼拔的著名远征恐怕就要以一次绝望下自杀式的山地进攻作为结局（Poly.III.92~94,Appian.Hann.3.14~15，Plutarch.Fab.6.17）。尽管汉尼拔战术上的精明拯救了他，但他对于法勒努姆的惊魂一刻显然是不满意的：汉尼拔的战术指挥相比他的战略眼光丝毫不差，但这位军事天才更喜欢通过战略和战役层面的庙算获得胜利，而不是到最后一刻才借助会战中的战术手腕力挽狂澜，这一点上，他与任何真正卓越的军事指挥官都是观点一致的。逃离法勒努姆谷地后，迦太基军队来到了阿普利亚，并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点吉鲁尼乌姆（Gerunium）准备建立冬营。原本BC战局就将这样结束，费边将在新一年继续贯彻他的战略并进一步压缩汉尼拔的行动空间。但政治因素此刻主导了这场战争，罗马人已经习惯于在野战中对迦太基人获得压倒性的优势，这使得他们把特雷比亚与特拉西梅诺的会战失败，归咎于诡计和指挥官的无能。现在共和国需要汉尼拔的远征尽快被终结——以一场会战的形式——费边和汉尼拔的猫鼠游戏，不断导致意大利农业的损失，对罗马共和国战争潜力的不断削弱是不被允许的。▲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遗址，图片来源于Wikipedia。于是一位“副手”马库斯·米努西乌斯·鲁福斯（MarcusMinuciusRufus）被派驻到费边军中担任骑兵主将，用以“督促”费边进行更积极主动的作战。或许是依靠高效的情报网络，汉尼拔似乎了解到这一点，并决心加以利用。在一次费边因故返回罗马的过程中，汉尼拔在一次小规模交锋中输给米努西乌斯，这进一步加强了主战派说话的份量，很快米努西乌斯获得了与费边同等的指挥权，并决定两人分兵，独立行动。其结果自然是可以预测的，BC秋季，因一头红发和脾气暴躁被称为“红色”的米努西乌斯，在吉鲁尼乌姆掉进了陷阱。汉尼拔有意以轻装部队占据制高点为饵，诱使米努西乌斯进行会战，后者冒失地以4个罗马军团和4个同盟军团强攻高地，却被高地两侧埋伏的敌军骑兵攻击侧后，从而招致一场大败。靠着及时到场救援的费边和两个军团，他才得以躲过一劫。吉鲁尼乌姆会战的结束，使得米努西乌斯本人不再挑战费边的判断力，从而交还了全部的指挥权，但元老院依旧决定速战，费边战略遭到了放弃。新任执政官瓦罗和保卢斯带领两个新的军团（和两个同盟军团）来到吉鲁尼乌姆，此外，大量的补充兵员也使得吉鲁尼乌姆会战中的受害者（第I，II，XII，和XIII军团及他们配属的同盟军团）迅速恢复纸面上的实力。到次年的战役开始前，这支军队已经达到了8个军团（第I、II、XII、XIII、XIV、XV、XVI、XVII）和同样数目的同盟军团，并且每个军团超编，平均实力达到了人之多，而按照李维和波利比乌斯的说法，共和国时期军团的标准实力应该是每个军团人左右，这支军队实力相当可观，只有在骑兵的数量上稍显缺乏（Livy.XXII.36,Poly.III.）。这支军队的规模，仅次于BC年泰拉蒙会战中的罗马军队（包括8个罗马军团、8个同盟军团另加上大致相当于8个罗马军团或同盟军团的萨宾和伊特鲁斯坎盟军），成为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第二大的军队，相比汉尼拔的部队，他们的数量优势达到了接近2：1。罗马人在冬营中摩拳擦掌，准备以这支强大的力量在次年一举摧毁汉尼拔。BC年战局的开始，以汉尼拔放弃吉鲁尼乌姆冬营为标志。大致在当年的5月底，汉尼拔离开冬营向东移动，假设他的行动速度与数个月后他的步调一致，那吉鲁尼乌姆至坎尼期间96公里的路程，他大致需要以6至7日的行军完成（Poly.III.50.1）。从战略上来说，汉尼拔前往坎尼的初始目的或许并非是寻求会战，坎尼城本身遭到罗马人废弃，但这里仍是罗马人的一处仓库，储藏着大量谷物和橄榄油，足以维持迦太基军队一段时间的补给。而且这里既能够控制阿普利亚沿海的农业区，作为未来的补给来源，也能够控制奥菲都斯山谷（Aufidus），后者是坎帕尼亚地区和阿普利亚地区之间的交通要道。来到坎尼，很可能一开始只是汉尼拔为下一步行动寻求空间的一步闲棋。但是罗马人的求战和坎尼地区的地形或许让他改变了主意。坎尼附近有一块被坎尼城所在高地和奥菲都斯河包围的平原，这里的空间介于“过于狭窄”和“足够宽阔”之间，既能够说服罗马人接受会战和发挥迦太基的骑兵优势，也足以让汉尼拔利用有限的空间给瓦罗、保卢斯设下陷阱。汉尼拔有至少1个月的时间来仔细考察坎尼附近的地理条件，这足够让这位战术家和心理大师选择最好的战场（根据不同算法，坎尼会战的时间有7月1日、8月2日等不同结果）。▲汉尼拔和罗马军队在BC夏季在阿普利亚的机动。坎尼会战的具体战场位置仍存在争议，目前仍存在四五个相距数公里的可能地点。但战场的基本要素是一致的：战场的宽度大约是三到五公里，这样的尺寸别说对于罗马军队，即使是对数量少得多的迦太基军队而言，也是过于狭窄的，对于强调各单位间保留机动空间、不适合一味加大部队部署纵深（相对来说，迦太基军队中采取希腊式战术的北非人，或者追求猛烈冲锋的凯尔特人，就不太在乎这一点，他们乐于通过减小部队正面、加大队形纵深来追求更强的冲击力）的罗马式剑盾手来说，这或许是灾难性的。战场的两侧分别是奥菲都斯河和高地，战场本身则足够平坦，足以让步兵和骑兵自如地进行机动。保卢斯和瓦罗在当年3月份才当选执政官，他们忙于动员新部队和完成训练，直到坎尼会战前不久，他们才带领两个新军团来到吉鲁尼乌姆汇合，并带领大军开拔。他们来到坎尼后，试图进行一场会战的念头几乎占据了他们大脑的全部，看起来他们也有足够的信心，罗马军事传统中强烈的野战取向性、罗马军队既往历史上会战中对迦太基人的压倒性优势、瓦罗和保卢斯绝对优势的兵力，三个要素使得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把握着会战全部的主动权，这直接在战术层面影响到了罗马人的表现，而罗马人此时还对未来的惨剧一无所知。II坎尼会战对于坎尼会战的过程本身，实际上并无必要进行太过详细的叙述。这场军事史上的经典会战，已经被不同时代的无数研究者进行各种角度的复盘。本节仅大致梳理一遍会战过程。（1）参战双方汉尼拔能够投入坎尼会战的兵力，包括名重步兵、名轻步兵和约1万名骑兵。其中具体组成，包括人的西班牙人、北非重步兵和1名凯尔特步兵，人左右的努米底亚轻骑兵和约人的西班牙和凯尔特重骑兵。轻步兵来源混杂，既包括巴里亚利群岛的投石手这样的远程射手，也包括来自北非、西班牙或是凯尔特部落的散兵，还有一些被称为“长矛手”的轻步兵，后者的作战方式和战术定位或许更接近于BC4世纪希腊军事概念中的轻盾兵(peltast)，既能胜任散兵作战，也能够驱逐对方的散兵。相比于特雷比亚河会战中和特拉西梅诺湖会战中的这支军队，坎尼之战中汉尼拔的军队，处于更佳的状况。连续的几次歼灭战，使得迦太基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对于整体上装备不佳的这支军队，尤其是来自凯尔特、卢西塔尼亚等民族的部落战士而言，换装对战斗力的提升是极为关键的。而且，长时间的高强度作战也使得这支多民族成分的军队越来越默契，尤其是其中凯尔特来源的士兵，作战能力在过去两年内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由于翻阅阿尔卑斯山带来的巨大伤亡和与西班牙基地间的交通线断绝，相对容易获得的凯尔特步兵兵源在汉尼拔的远征军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到坎尼会战前夕，汉尼拔或许总共能将超过2.5万名凯尔特步兵投入到战场上，不过这些步兵质量优劣不一，大约人左右的部队被留在营地中，根本没有参战。从传统的印象上来说，战场上的凯尔特步兵素来以个人的武勇著称，然而上升到一整支作战单位的层面，这种悍勇很少能以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方式体现出来，和许多“蛮族”军队一样，他们的勇气来自于个人的精神品质，不幸的是，从军队层面来说这种情绪化的勇气是极其不可靠的。而且，凯尔特人战术上强调战斗之初发起的猛烈冲锋，一旦这样的冲锋被阻止，整支军队很容易在漫长的战斗中落于下风。▲汉尼拔率众翻越阿尔卑斯山，图片来源于Wikipedia。不仅在战术和纪律上有所缺失，凯尔特步兵在装备上也有其缺陷。公正地说，凯尔特人的冶金技巧相当出众，他们的长剑和锁子甲，或许是同时期最优质的武器和防具款式之一，但这种“尖端”技术的出众带来的红利，并无法普及到所有凯尔特战士身上。凯尔特军队的装备水平浮动相当之大，那些最“富裕”的士兵——往往是酋长和团结在他们身边的贵族武士们——或许承担得起一副坚固的锁子甲、一把精心打造的长剑，若干标枪和匕首和全套其他甲胄，可那些最贫穷的轻装士兵，却连最简易的武器都难以充分装备。无论在BC的泰拉蒙会战，还是许久以后罗马人在小亚细亚与加拉太人的交战中，凯尔特军队里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下等的轻装士兵，连标枪都无法装备充足，短暂的对射后他们就沦落到需要从同袍尸体上补充弹药的窘境中。可以说，相比分为多个财产阶级的罗马公民兵，凯尔特部落中同样存在类似的装备差别，但情况只会更为严重。波利比乌斯也曾说，高卢人的战斗力随着战斗进行带来的武器磨损，会迅速地下降。这种装备上的不足和战斗力的衰竭，也刚好和凯尔特人强调第一波冲锋的战术特性相符合。而与凯尔特、奥斯堪各民族有长期斗争经验的罗马人，其战术体系几乎是针对于这种追求“一锤子买卖”的特点展开，灵活的预备队运用和多线轮换是罗马中队战术体系的所追求的，完全针对了凯尔特士兵的缺点，丰富的预备队和兵力的纵深化部署，能够良好地抵销凯尔特军队的冲力，然后在长时间的战斗里耗尽凯尔特士兵的体力、耐心和装备。在特雷比亚河与特拉西梅诺湖会战中，即使是遭受包围、几近崩溃的罗马人，仍两次都成功以困兽犹斗之态，强行击破了战线上凯尔特人负责的地段。这样的不堪表现，将在坎尼会战中第一次得到改变，长期实战和训练提升了汉尼拔麾下凯尔特重步兵的战斗力，他本人对他们充满信心，并赋予他们最为艰难的战斗任务。相比之下，汉尼拔的其他步兵明显有着更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坎尼会战中的优秀表现就显得理所应当了很多。迦太基共和国在西班牙半岛的经营，除了从这个贵金属产地带来大量财富外，也有着极大的军事意义：对迦太基这个本国公民不擅长战事的国度而言，骁勇的西班牙士兵实在是太重要了。西班牙半岛的各伊比利亚和凯尔特-伊比利亚定居点，尊汉尼拔为strategosautokrator即最高统帅的同时，以征召或雇佣的形式为巴卡家族提供了大量步兵兵员。从作用来说，这些西班牙步兵大致可以分为两类，被称为长盾兵（scutarii）的战士，装备着类似罗马长盾（scutum）尺寸和功能的椭圆形大盾牌，他们和罗马的剑盾手有太多相似之处：装备着长盾，标枪（saunion或soliferreum）或重投枪（falarica，类似罗马重投枪pilum），类似希腊反曲剑（kopis）的西班牙反曲剑（espadafalcata)，被编组成类似罗马步兵中队的单位参战，波利比乌斯用希腊军队中的步兵营队（speirai）来描述长盾兵的战术单位（Polyb.3..4）。凶猛而可靠的长盾兵适合作为战线上的力量使用，相比凯尔特人，他们也不乏冲劲，西班牙战争中出现过不少西班牙的战线步兵以楔形阵正面突破罗马步兵战线的例子，但他们同时又更具韧性和纪律。另一种西班牙步兵是圆盾兵（caetrati），得名于他们使用的、类似于罗马小圆盾（parma)的盾牌，这些装备标枪和短剑的士兵更多作为散兵使用，灵活和分散部署的战术使得他们能够适应多种多样的战场环境。▲汉尼拔的步兵，从左至右分别为伊比利亚步兵、凯尔特步兵和北非步兵，图片来源于网络。西班牙步兵的优点很明显，尽管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国家，但这些建立在分散定居点基础上的部落战士，却像许多文明政权的正规军队一样，具有出色的训练和纪律。多种多样的战术，使得西班牙步兵既能够适应充当战线上的力量，进行正面交战，也能够出色的完成散兵作战的任务。相比罗马军队中的剑盾手和轻装步兵，西班牙长盾兵和圆盾兵之间的区分更加模糊，长盾兵不着胸甲和其他甲胄，只穿着一件亚麻上衣，而圆盾兵却在一些凯撒时代的记载中有结密集阵作战的记录，这说明西班牙步兵体系中的轻重差异并不明显。在与对方的重型部队进行对抗时，偏向轻型化的西班牙步兵会因装备而落入下风。但由于汉尼拔之前的一系列胜利，坎尼会战前迦太基远征军中的西班牙步兵，已大量用缴获的胸甲板（pectorale，罗马第一线青年兵装备的简易防具）完成换装，（Polyb.3..4;Liv.22.46.6）大大提升了这些部队的作战能力。除去西班牙和凯尔特，汉尼拔的第三个主要步兵兵源是北非。严格来说，汉尼拔的“北非”部队是包括利比亚人、利比亚-腓尼基人、努米底亚人、摩尔人和盖图里人（Gaetulian）的一个泛称。这些来源广泛的多民族部队，是在迦太基军队中服役时间最长的外籍军队。迦太基军队最为可靠的支柱，是来自其北非属地的利比亚士兵，这些利比亚人代替迦太基本国公民承担军事义务。从武装和战术上说，利比亚步兵与此前在战场上偶尔出现的迦太基公民兵——以及其所效仿的希腊式重装步兵——别无二致。为了确保统治的稳定性，迦太基共和国不允许利比亚人自备武器，而是以自己的富裕国库承担武装，据称在第三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一次性地把20万副胸甲交给罗马人，足以反映出这种军制对国家军械储备的要求。以重装步兵战术训练起来的利比亚人，大部分时候都能作为迦太基人最可靠的战线步兵使用，在坎尼会战中，多达名的“北非重步兵”中，利比亚人无疑占到了绝大多数。这些人同样从此前汉尼拔的胜利中获益，得以用缴获的罗马盾牌和甲胄更新自己的装备，以至于李维声称远距离上都没法把他们和罗马士兵区分出来（Livy.22.46.4），但这种装备的更新应该不包括武器，因此坎尼会战中的利比亚重步兵，应该还是使用着希腊式的重装步兵战术。相比之下，利比亚-腓尼基人则显得神秘很多，利比亚-腓尼基人主要是非迦太基的腓尼基殖民地公民，或者是被迦太基同化较早的利比亚人。某种角度来说，他们之于迦太基，有些类似于拉丁同盟之于罗马共和国。由于较高的地位，利比亚-腓尼基人在迦太基军队中的出现较少，在BC年，一支人的利比亚-腓尼基骑兵被送往西班牙，或许反映出这些人更多承担骑兵而非步兵的军事义务。轻步兵中，大约人的巴利阿里轻步兵是最夺人眼球的。尽管少部分巴利阿里人使用那些用火烤硬化处理的标枪作战，但绝大多数巴利阿里人是出色的投石手。早在与锡拉库萨政权的交战中，迦太基军队中的巴利阿里投石手就证明了他们的价值，铅弹和卵石将希腊人的重装步兵打得鬼哭狼嚎，据称他们使用的弹药能达到1明那重。▲使用投石索的巴利阿里轻步兵，图片来源于Wikipedia。数目不明的摩尔人是普通意义上的轻步兵，这些轻装标枪手从装备和战术上，和罗马军团中的轻装步兵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总体来说，他们更加擅长自己的战术，此外，他们也被认为在与努米底亚骑兵的混成作战中展示出了良好的战斗素质。其余的轻步兵属于波利比乌斯所说的“长矛手”(longchophoroi)，波利比乌斯使用了euzonoi一词来对应这种兵种的特征，这个词在希腊世界的军事事务中，不仅表达轻步兵的泛指意，还隐含了偏向于轻盾兵的表述。这些“长矛手”中或许也包括摩尔人，还有可能包括卢西塔尼亚人和伊比利亚人。而在骑兵方面，迦太基军队则一如既往地拥有优势，哈斯特鲁巴和汉诺都是才能出众的骑兵指挥官，而西班牙/凯尔特重骑兵和努米底亚轻骑兵也在素质上完全优越于他们的意大利对手。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大出风头的努米底亚轻骑兵有约人之众，一些采用相似作战风格的摩尔人和盖图里人则在此数目之外。这些骑手完全不披甲，仅装备一面皮革盾牌、几支标枪和类似falcata的60cm短剑。这种超轻的装备，连同他们出色的骑术和纪律性，使得他们在战场上有无与伦比的机动性。尽管不能像一些重型骑兵一样完成冲击步兵战线的任务，但在侦察、游击骚扰、追击等任务中，他们的价值是极其宝贵的。在坎尼会战中，他们很好地抵消意大利骑兵尝试发起的攻势于无形。而其余的迦太基骑兵更类似于重骑兵，这些骑兵包括名左右的西班牙骑兵，或许人左右的凯尔特骑兵，和数目不详的利比亚-腓尼基甚至迦太基公民骑兵。这些骑兵是汉尼拔全军中最为强大的突击力量，甚至可以说是汉尼拔在整个意大利远征期间，最主要甚至唯一的战术优势来源。这些骑手基本都装备了两支标枪、用于近战的kopis和falcata反曲剑、有加强筋和盾纽加强的重型盾牌以及优质的胸甲，可以说，他们算是同时代的非具装骑兵中装备最精良的，作为冲击骑兵来说，他们或许存在的唯一缺点，即不像希腊人或是亚洲一些最出色的枪骑兵一样装备威力更大的旭斯通（xyston）和康托斯（kontos）骑枪——这些动辄达到3米以上的骑枪有时需要双手使用，但坎尼会战中汉尼拔的重骑兵展示出的顶尖战术素养则足以打消这种劣势。▲迦太基骑兵，图片来源于网络。总的来说，参加坎尼会战的迦太基军队无疑是一支纸面内外都足够强大的力量。他们的数量刚好足以汉尼拔和他的高素质军官团们发挥其能力，又不招致指挥和通讯上的困难。军队中各个兵种齐备，多种多样的部队类型能够很好的填补各方面的战术需求。尽管在坎尼会战前不久饱受补给问题的困扰，但坎尼城堡中的储备最终解决了汉尼拔的后勤问题，再加上汉尼拔本人的领导天赋和此前的连续胜绩，使远征军无论在物质、生理还是精神上都处于最佳状态。与之相对的，参战的罗马军队则相较之下显得更加外强中干。一方面，这支罗马军队的规模极为惊人，而且罗马军队的核心，以步兵中队为基础的三线体系，仍然是值得信任的，事实上这也是罗马指挥官的自负的源泉。但另一方面，这支军队中的大部分，要么是新建的单位，要么是历尽打击、掺杂了太多补充兵员。这支军队的高级指挥员中，仅有米努西乌斯有与汉尼拔打交道的经验，且他的地位低于两位执政官。而在骑兵和轻步兵上，罗马人的缺点非常明显，无论是意大利同盟还是罗马本身的公民，其骑兵部队在战术和装备上都存在缺陷，轻步兵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在同时期地中海世界任何一支其他军队中都常见的、轻步兵和骑兵的混成作战上，罗马人也几乎是空白。参加坎尼之战的罗马军团（此处所有的军团番号，均不代表历史上的真实番号，而仅是以它们出现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顺序依次编号而成）罗马第I军团（战前部署在山南高卢，参加特雷比亚河会战并遭遇歼灭性的打击。此后一直留在意大利北部整补和驻防，在BC年春季南下加入费边，结果在吉鲁尼乌姆会战中再次遭受严重损失，在BC年年底补充完成）罗马第II军团（同上）罗马第XII军团（BC年春季动员完成，南下加入费边，在吉鲁尼乌姆会战中遭受重创，当年年底整补完成）罗马第XIII军团（同上）罗马第XIV军团（BC夏季的第二批应急动员，吉鲁尼乌姆会战后来到该地罗马人的冬营）罗马第XV军团（同上）罗马第XVI军团（BC夏季的第二批应急动员，动员完成后一直驻防罗马。随保卢斯和瓦罗南下参与坎尼会战）罗马第XVII军团（同上）这支罗马军队的核心，是以步兵中队（maniple)为基本战术单位的罗马重步兵。对这一时期的罗马军团，我们主要借助李维和波利比乌斯的全景式描述，来复原他们的组织、战术和装备情况。但必须注意的是，坎尼会战的时间点，很可能介于这两人所描述军团的时间点之间，这使得直接套用两人的描述势必产生偏差。中队时代的罗马重步兵，与同时期希腊世界的重步兵有着极大的不同。无论是老式的希腊式重装步兵（hoplite),还是已经逐渐在希腊世界流行的马其顿式方阵，都以组成连贯、绵密的单一战线为主要特征。而在罗马军队中，多线部署——最常见的是三线阵——以及交错部署成类似国际象棋的黑白棋盘形式的各中队，则与希腊人产生了显著的不同。正如我们之前在介绍凯尔特步兵时所提到的，这种交错部署和多重战线的特征，是与罗马共和国早期扩张的对象相关的，由于其面对的对手和所处的环境，罗马人青睐有着良好机动性和适应性的战术体系，并强调对凯尔特、萨莫奈军队的冲击战术的对策。前两线的罗马步兵中队的员额在人左右，坎尼会战中超编的各中队，可能在数字上达到人左右，而第三线的后备兵数字则只有一半。从战术上说，前两线的罗马步兵——第一线的青年兵/枪兵（hastati)和第二线的成年兵/主力兵（principes）——采用非常典型的剑盾手战术：每次冲锋前，以密集投射的重型标枪为前奏，破坏对方的士气和阵形，迫使对方放弃一些盾牌，并造成有限的杀伤。然后彼此间保留充足空间的罗马剑盾手一拥而上，用个人剑术击垮对手，由于军团的重步兵存在较高的财产要求，这些人往往有不错的战斗技巧，足以为罗马人赢得战场上的优势。罗马剑盾手装备两支pilum重投枪、一把著名的西班牙短剑（gladiusHispaniensis)、头盔、胫甲和一面长盾（scutum),至关重要的胸甲方面，比较贫穷的士兵装备被称为pectorale的青铜胸甲板，而财产超过铜阿斯的富人装备从凯尔特引入的锁子甲（lorica）。第三线后备兵则更加复古，他们依旧装备了重装步兵式的、刺杀用的长矛，不过他们也换用了矩形的scutum长盾而非原先的aspis大圆盾，胸甲也更多采用新式的锁子甲（当然，仍有不少人采用更复古的胸甲和头盔式样，比如肌肉式胸甲），战术上，后备兵的队形更相似于自己的剑盾手同僚：他们也以灵活的中队为单位，相较真正的希腊式重装步兵，他们的战线并非连贯绵密的，战线的纵深也更浅。这种混搭显得有些奇怪，没有了连续的战线和较大的纵深，很难发挥希腊重装步兵的武装和战术的价值，后备兵装备长矛具备的唯一理由或许是一些特殊的战术场合：比如需要以后备兵临时对付骑兵，或者以后备兵临时密集结阵，但这种假设并不经常成真。在罗马的同盟军团中，重步兵的组织形式是类似的，在BC年的维苏威会战里，罗马与其拉丁盟友之间的“内战”就演变成了一场罗马军队和镜子中的自己死斗的戏剧。那些较晚臣服共和国的同盟，或许具有更多自己的军事传统遗留下来，保留了属于自己的军事职位和番号，但从整体上说，意大利同盟军团和罗马军团可以说是等价的。战场上，他们唯一的区别是，前者会被优先部署到两翼，因为其中的奥斯堪兵员被认为以相对的轻装换来了更好的机动性。从整体上来说，罗马共和国的重步兵力量，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达到了当之无愧的顶尖水准：当然，这远非代表无懈可击，这个体系仍然存在着许多漏洞，在面对汉尼拔这样的对手时，这些弱点毫无疑问会暴露出来。轻步兵方面，罗马人的情况则差得多。他们的情况，与经过希波战争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洗礼前的希腊城邦相当类似：公民兵制度带来善战的重步兵，也带来专业素质低下、装备落后的轻步兵队伍。只不过，罗马周边的敌人同样缺乏优秀的轻步兵队伍，使得这些问题长久未得到解决。第一次布匿战争中，罗马人原本有机会见识到那些专业的轻步兵：往往是以雇佣军的形式出现，但这场战争中海战成为决定性的较量，在有限的地面会战中，也没有多少迦太基将领好好运用了这方面的优势。最终，罗马轻装步兵的不足要到第二次布匿战争和之后的西班牙战争里才能暴露出来。罗马军团中的轻装步兵（velite)装备标枪、小圆盾、短剑和头盔，他们不组成独立的中队，而是分散配属给各重步兵中队。一方面，这对重步兵的高效作战有很大的帮助，可另一方面，在战场上需要从重步兵中队里抽出轻装步兵另行分派任务的情况数不胜数，军团轻装步兵甚至不存在一个与此对应的独立编制体系，也从侧面反映出他们独立执行战术任务的能力之低劣。除了少数外来支援外——比如坎尼会战中，锡拉库萨的僭主送来了包括大名鼎鼎的克里特弓箭手在内的数千援军——罗马军队的轻步兵里，理论上是不包括装备弓箭、投石索等远射武器的士兵的。对抗凯尔特和奥斯堪军队是一回事，面对汉尼拔麾下各种各样的远程射手，这种一边倒的射程压制又是另一回事了，这对于轻步兵的有效作战无疑是巨大的影响。坎尼会战中，或许有3万轻装步兵被编入军团中，这些以散兵方式作战的部队，没能在史料中获得太多的记录，足以反映出他们在战场上的低效。骑兵方面，罗马人的不足倒不像轻步兵那样严重，但恰好迦太基军队的骑兵在BC3世纪有巨大的发展，结果还是使得双方的差距明显起来。战术上，罗马和其意大利同盟的骑兵以冲击作战为主，并有不时进行下马战斗的独特习惯。装备上，波利比乌斯曾特别说明过，罗马骑兵在某个时期不像他们的希腊同行一样穿着胸甲，这一点在后来被改正，改正的时间点很可能就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或许正是坎尼会战带来了这个血的教训。其余方面，罗马和意大利骑兵与对手的重骑兵没有太多区别，一两支既可投掷也可刺击的短矛、小尺寸的圆盾、头盔是典型的装备，他们也不像东地中海的冲击骑兵一样大量装备3~4米级的骑枪，这是西地中海各民族的骑兵力量相比希腊世界的主要差距之一，在亚历山大的东征中，波斯人和马其顿人都得出结论，xyston、kontos等形制的骑枪，要比传统的短矛更利于冲击作战。出现在坎尼会战中的各军团，在动员时是按照每个罗马军团名骑兵、每个同盟军团名骑兵的比例征召骑兵的，最终参战的罗马骑兵数量达到了~人。这些骑兵以中队（turmae，30人)为基本单位，这一级单位与希腊骑兵的连队（oulamos，约50人）相仿，但罗马人此时还缺乏类似希腊骑兵中队（ilai，约数百人）的基本战术单位，独立的骑兵翼（wing/alae)要到共和国晚期才出现，这也是这时期罗马骑兵组织上的缺陷。（2）指挥体系汉尼拔远征军的多民族来源，以及相当部分部队较差的正规化建设，使得这支军队中下层的指挥体系显得颇为混乱和原始。除了利比亚步兵很有可能采纳希腊式的正规编制体系，其他单位的编制方式都让人一头雾水。大部分汉尼拔的西班牙部队，有条件进行较为严格的训练和编制，他们在迦太基军队中服役了较长的时间，汉尼拔和他的军官可以对他们进行正规化的改造，波利比乌斯也提及了西班牙人的战术编组。但在其他部队，尤其是凯尔特人中，类似的条件不复存在。无论是迦太基军队中的凯尔特士兵，还是凯尔特军队自身中，史料都没有提及他们有复杂的编制体系。基本的战术单位，可能只是以部落为单位的粗糙划分。与中下层指挥体系的情况相反，汉尼拔的高级指挥层则是结构明确的。绝大部分远征军中的高级军官，都是巴卡家族在西班牙经营的深入参与者。凯尔特和西班牙步兵在坎尼之战中由汉尼拔的兄弟马戈直接领导，左翼的重骑兵由哈斯德鲁巴指挥，而右翼的轻骑兵则由波米尔卡之子，承担法官之职（suffete，在迦太基共和国的政治体系中，类似于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或监察官）的汉诺指挥，他或许是汉尼拔的外甥。由于在迦太基的西班牙领土呆得够久，他们对自己的下级军官足够熟悉，这足以让他们在战场上很好地掌握自己的部队。坎尼会战的进程也反映出，这支迦太基军队有着良好的指挥和控制，远征军高级军官的能力，很好地弥补了这支多民族军队在基层可能出现的各种指挥缺陷。而在罗马军队一方，情况则可能刚好反过来。建立在步兵中队战术基础上的罗马军队，有足够出色的中下层军官。一些从坎尼会战中生存的护民官，比如大西庇阿，将在未来对罗马军队进行革命性的改造。但在指挥结构上，罗马军队存在自己的问题，无论从指挥链的框架，还是从高级军官的能力上，都不足以有效地调遣这支规模过大的军队。两位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是该年度的执政官保卢斯和瓦罗，对大部分参战的罗马部队来说，两人接受不过半年。由于这支军队将要集中参加会战，他们没有像去年的费边和米努西乌斯一样分兵各指挥一半部队，而是以每天轮流指挥的方式行使指挥权。但很显然，他们不可能在战场上真正对这么大规模的部队进行直接的控制，实际上，坎尼会战中的罗马军队分为多个部分。最有可能的指挥体系是，罗马军队被分为四个部分，每个部分包括2个军团和2个同盟军团，即一支典型的执政官军队。每支执政官军队都有自己的指挥官，其中保卢斯和瓦罗负责两翼的两支，并一并负责属于这一翼的骑兵指挥。而在中央，两支执政官军队分别由骑兵主将米努西乌斯和卸任执政官塞维利乌斯指挥。从事后来看，保卢斯和瓦罗在会战中，都没能对中央的步兵进行有效的控制，这与两人所处的位置也不无关系，相比之下，身处中央的汉尼拔直接监督迦太基中央步兵的作战，取得了更好的效果。（3）部署汉尼拔的步兵战线，以西班牙人和凯尔特人组成，这2.2万人组成的迦太基军队中央，实际上要对抗大约5万人左右的罗马和意大利同盟重步兵。由于空间的狭窄，他们能够选择纵深式的部署，再加上汉尼拔精心部署的凸形阵，能很大程度上抵消罗马人中央突击的冲击力。整体上，迦太基中央是以西班牙人位于两翼，凯尔特人位于中央的方式部署的，不过在凯尔特人的地段上，汉尼拔似乎将一部分西班牙老兵嵌入到凯尔特人的战线上，这种混成加强的部署也能够看出，汉尼拔对这部分部队即将面临的暴风骤雨已有心理准备。而整个汉尼拔远征军中最好的步兵，为数一万人的北非重步兵，却被排除出第一条战线之外，他们很可能以纵队的形式，部署到了中央战线和骑兵之间，位于中央战线两端的西班牙人的斜后方。由于较小的战线宽度，在会战第一阶段的交锋中，他们很可能根本没有进行任何作战。他们的任务，是在两翼骑兵击溃对手、己方中央陷入苦战的同时，前出到罗马步兵战线的侧翼，封死两翼，并加入最后的总攻。如果没有他们的封口，坎尼会战很可能仍是迦太基一方的胜利，但罗马人不会被如此严实的包围起来。敢于把三分之一最精锐的步兵用于扩张战果式的部署上，汉尼拔对于战局把握的自信可见一斑。而在骑兵方面，汉尼拔也小小地玩弄了花招。坎尼战场上，迦太基右翼的战场空间更加宽阔，而其左翼正面，被夹在罗马步兵和奥菲都斯河之间，不太有利于骑兵的大规模行动。但汉尼拔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他把努米底亚轻骑兵置于右翼，仅进行防御行动，而把自己的重骑兵，全部放在狭窄的左翼，沿极小的正面（大约只有米至米）发动势如千钧的猛冲。也难怪当绝望的罗马公民骑兵，选择下马结密集阵抵抗迦太基左翼骑兵的冲锋时，后者的指挥官哈斯德鲁巴只是轻蔑地表示这将无济于事：整整名重骑兵在约米宽度上发动的冲锋，即使是就无马镫时代的骑兵来说，也是极难阻挡的。在罗马人这边，战术部署就显得有些自以为是了。秉承着以我为主的中心思想，瓦罗和保卢斯定下了中央突破的战术原则，一厢情愿地试着发挥自己在重步兵方面的优势，而完全无视了迦太基军队的骑兵优势。根据罗马人的习惯，战场上每两个罗马军团和同盟军团组成的一支“执政官军队”会拥有一个高级指挥官，理论上说瓦罗和保卢斯会各自带领其中一支，另4个罗马军团和4个同盟军团的指挥权，则分别在前一年卸任的执政官涅乌斯·塞维利乌斯·吉米努斯）（Gnaeus·Servillius·Geminus）和官复骑兵主将原职的米努西乌斯手里。所有的这16个罗马军团和同盟军团，全部被一股脑地部署在中央，面对着汉尼拔的凯尔特和西班牙步兵，他们所占据的战线宽度很小，不同学者对此的估计不同，极端者如GregoryDaly认为仅有米宽，也有一些稍微保守的说法提出至多达到3km的结论，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不足以让16个超编的军团以正常的兵力密度展开。如果要以保留战线内空隙、不增加各中队纵深的标准模式来部署，这16个超编军团大概需要8公里宽的正面。
▲X-X连线为奥菲都斯河的古河道，这一说为PeterConnolly的说法。也有些人比如Kromayer,认为坎尼战场更偏东北，那样的话战场东南侧完全没有地理上的障碍，双方可以很自由地向这一侧延伸战线。
罗马人阵形的密集臃肿自然不可避免，保卢斯和瓦罗知道，他们必须赶在自己的骑兵被击溃之前，先完成中央突破，因此他们放弃了轮换战线、逐渐消耗的传统战术，而组成了一个堪比希腊重装步兵密集阵的步兵大阵，指望用极大的队形纵深和连贯战线带来的巨大冲击力，如重锤一般砸烂汉尼拔的中央。罗马人的轻步兵似乎按惯例配属给重步兵各中队，并部署在步兵大阵之中（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他们支援骑兵作战的记载，尽管他们的骑兵同僚此时很需要他们的存在），但如此密集的阵形，让人好奇罗马轻步兵如何从中队间灵活地机动，或许他们确实在会战中没发挥什么值得一提的作用。而在骑兵方面，罗马人按照地形做出了部署，实力较强的意大利同盟骑兵——大约3至人——被放到了开阔而危险的左翼，~人的罗马公民骑兵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更差，并放到右翼，借助奥菲都斯河掩护自己的侧翼。这一部署很合理，但如上所述，汉尼拔的出其不意摆了罗马人一道，使得他能够在自己最关键的主攻地段上，形成接近3：1的数量优势和部队的质量优势。指挥罗马右翼和左翼骑兵的，分别是保卢斯和瓦罗两位执政官。从理论上来说，他们还要分别指挥步兵战线上靠外的两支执政官军队，不过考虑到实战进程，他们很可能选择专心协调骑兵作战，而把自己麾下的步兵，转交给其他的高级指挥官，接替他们指挥步兵的，或许是辅佐他们的两位财务官，也可能是BC年度的候补执政官马库斯·阿提利乌斯·雷古鲁斯（Marcus·Atilius·Regulus，但也有人认为他从坎尼幸存或压根没参与此战），另一位身份不详。这样一来，罗马人的战术部署就显得很清晰了，在4位指挥官的麾下，4支执政官军队、总计16个罗马和意大利同盟军团，以完全不符合罗马步兵中队战术原则的方式，集中在坎尼城附近数公里宽的原野上，准备以一个大方阵突破对手的中央。与这样的豪华阵容极不相称的，是两翼总计在2公里左右的原野上，六七千名罗马和意大利骑兵，在得不到像样的步兵支持的前提下，将独力对抗汉尼拔的一万名轻重骑兵。双方指挥官各自留出了一部分预备队，汉尼拔的名步兵精锐将被保留到关键时刻扩张战果（或者，如果他的中央被突破，这些部队也可以用于挽回败局）；而罗马人这边，尽管瓦罗和保卢斯主观上肯定不这么认为，但现实是，罗马人纵深部署的后续各步兵中队，整个会战中除了以不整的阵形被屠杀，将没有什么别的事可做。（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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