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自传摘抄十一了解

来源：比勒陀利亚时间：2020/8/9

《甘地自传》是印度著名人物“圣雄”甘地于年所写的自传，副书名为“我体验真理的故事”。诚如甘地本人在自传中所言：“我的本意并不是要写一部真正的自传，而只是想将我探索真理的众多故事讲述出来。”从这部自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怯懦、笨拙、具足凡人所有弱点的男孩，是如何凭借对真理的体验与追求，逐渐成长为一代圣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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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勒陀利亚的第一天

年时，比勒陀利亚车站的情形和年大不相同。灯光昏暗不说，也没有多少旅客。达达·阿布杜拉的律师没有派人到车站来接我，我在车站一直等其他旅客走光，我相当困扰，不知道该去哪儿，因为我担心没有一家旅馆会容留我。

这时一个美国黑人找我攀谈起来，“这么说来，你完全是初来乍到，连个朋友都没有。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带你去住一家小旅馆，老板是个美国人，跟我很熟，他会招待你的。”

我对他的提议将信将疑，但还是向他道谢并接受了。他把我带到了约翰斯顿家庭旅馆，但作为条件我只能在自己的房里用餐。“我向你保证，”约翰斯顿先生对我说，“我没有种族歧视。但我这儿还有欧洲客人，如果允许你去餐厅吃饭的话，其他客人会觉得被冒犯甚至离开这儿。”

“谢谢！即使只让我留宿一晚也十分感谢！”我说，“我现在对这儿的情况已多少有些了解，知道你有难处。我不介意在房内用餐，希望明天我能另外再做打算。”

我被带到房间，独自坐等晚餐，渐渐陷入沉思。约翰斯顿亲自过来了，对我说：“让你一个人在房间用餐，我很过意不去，就向其他客人说起了你的情况，问他们是否介意和你一道在餐厅就餐。大家都不反对，而且表示你住多久他们都不介意。那么现在请跟我一起去餐厅吃晚饭吧，如果你愿意，在这儿住多久都行。”我谢过他，到餐厅好好吃了一顿。

第二天一早，我拜访了阿·伍·贝克律师。他见到我很热情，也颇关切地询问了我一些情况，他对我说：“因为我们已经请了最好的顾问，目前没有什么律师的工作需要委托你负责。这件案子久而难决，内情复杂，所以我想拜托你帮忙搜集和了解必要的信息，你和这桩官司的当事人联系更方便，我今后就从你那里来获取所有需要的信息。”

贝克先生除了是个律师，还是一个坚定的底层传教士。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开始打听我的宗教观念。他说：“我是南非宗教会的负责人之一，我自己出资建了一座教堂，定期布道。我本人没有一点宗教歧视，每天下午一点，我和几个同事都会聚在一起祷告，祈求安宁和光明。欢迎你来参加，我还会给你几本宗教书读一读，而《圣经》作为最重要的宗教经典，我自然会特别推荐给你。”

天色已晚，我返回寓所躺下陷入深思。我暗想，贝克先生对我那么感兴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从他的教友那里我能得到些什么？我对基督教能研习到什么程度？我怎样才能弄到印度教的典籍？我对自己的宗教还没理解深透，又如何能正确地理解基督教？凡此种种，最后我只得出一个结论：我应当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面对我所遇到的问题，听从神的旨意来对待贝克先生的宗教团体；但无论如何，在我还没有深透地理解自己的宗教以前，我不会信奉其他宗教。想着想着，我便在沉思中进入了梦乡。

与基督教徒的交往

第二天下午一点钟，我去参加了贝克先生的祈祷会。在场的每个人都跪下来祈祷，我也照做。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意愿向上帝祈求各种各样的事情，通常内容都是祈求一天平安度过或者请求上帝开启心灵，整个祈祷所花的时间不过五分钟而已。

柯慈先生是一个坦诚执着的青年，我们常常一块儿出去散步。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以后，他开始有选择地介绍一些书给我看，他想用基督教的书籍来令我充实。出于一种纯洁的信念，我同意看这些书，而且还常拿出来和他讨论。

年的时候，我的确读了不少书，包括了贝克博士的《城市教堂评传》、皮尔逊的《可靠的证据》和巴特勒的《推理说》。《推理说》深奥精妙，很是吸引我，不过要读上四五遍才能正确领悟其中的内容。我觉得写作者的目的主要是想使人们的观念由无神论转变为有神论。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赞同上帝的存在是人类的必须这一观点，因为当时我早就超越了无信仰的阶段，至于书中以事例论证的耶稣乃上帝化身，且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的观点，我则没法认同。

由于柯慈先生并不尊重我的宗教，所以他完全不赞成我的观念，并且极希望把我从愚昧无知的深渊中拯救出来。他努力使我相信，就算别种宗教中有那么点真理性的内容，但如果我不全心全意地信服作为真理化身的上帝，我将永远无法得救。

柯慈先生自己敬畏上帝，洁身自爱，心地无暇，而且一向相信人可以实现自我净化。我手边的那几本书同样充满了虔敬的态度和观点，我反复向他保证我不会对基督教产生歧见。我的疑惑是在别处，也就是对于《圣经》的看法以及别人关于它的解释。

设法与印度人接触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在比勒陀利亚的地位和达达·阿布杜拉在纳塔耳的情形差不多，都颇有些势力，我到比勒陀利亚的第一个星期就和他结识了。我告诉他想结识当地的每个印度人，了解他们的处境，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哈齐汗欣然答应了。

我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是召集比勒陀利亚所有的印度人举行一次会议，并把德兰士瓦印度人的生活境况向他们通报。这次在会议上的发言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次作公众演讲。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演讲的主题是商业活动中的诚信问题。

我常听商人们说做生意就不能太诚实，做生意是很实际的事情，而诚实则属宗教观念的范畴，诚实与经商不能并存。这种说法我当时不认可，现在也一样。我在演讲里强烈地反驳了这种观点，而且力图唤起商人们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应该是双重的。他们在国外尤其有责任讲求诚实，因为他们的行为代表着本国广大同胞。

同时我发现同胞们同身边的英国人相比，不太讲卫生，提醒大家加以注意。而且还强调不必刻意区分印度教徒、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信德人、卡赤人、苏尔特人的差异性。

最后，我提议成立一个专门的协会，将南非印侨的生活苦况向有关当局进行反映，并承诺自己将尽量抽出时间为协会服务。这次会议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召开会议的结果很满意，决定每周或每月召开一次。会议基本上是定期举行，大家在会上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这样下来，我对当时住在比勒陀利亚的印度人几乎是人人皆识，对他们的情况也无所不晓。

对实际情况的全面掌握促使我进一步行动，去会见当地的英国监督官贾科布斯·戴·韦特先生。他虽然同情印度人的处境，可影响力实在有限。我还致信铁路当局，告诉他们即使是根据他们的规章，对印度人乘车的限制也相当不公。后来我得到了回复：只要印度人穿着得体，头等车和二等车的车票都可以卖给印度旅客，但怎样算“穿着得体”完全取决于车站站长的判断。

那位英国的行政监督官给我看过一些有关印度人的文件，铁布赛以前也给我看过类似的材料，我终于了解到印度人被多么残酷地排斥在奥伦治自由邦之外。总之，在比勒陀利亚逗留期间，我有机会深入了解和研究了德兰士瓦及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情况，当时我并没意识到这种研究对我后来的工作会有那么大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我原来的计划是，如果我手头的这桩官司年前可以结束的话，就在年底或更早时候返回印度，但神似乎另有安排。

我认为在这样一个国家生活，会点英语大有帮助，自告奋勇开设英语学习班。班没有开成，但有三个年轻人表示愿在方便的时候跟我学，需要我去他们那里上课，我答应按照他们的要求办。我对自己的教学能力毫不担心，学员们可能会不够耐性，但我不会。有时去到他们那里时，却发现他们正忙着自己的生意，但我并不因此而失去耐心。

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理发师，另一个是职员，第三个是个小店主。三个人都没想学得多深，其中有两个学了八个月后大有进展，能够用英语记账和写普通的商业信函，理发师学习英语的目标仅限于招呼顾客。学习英语的结果是，三个学生中有两个因此而提高了收入。

何谓“苦力”

由于年或更早时候颁布的一项法律，奥伦治自由邦的印度人几乎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而德兰士瓦则在年的时候通过一项极其严苛的规定，并在年稍加修改。进入这个地区的所有印度人都要交3英镑的人头税，除非是在专门为他们划出的区域内，而且没有土地所有权和公民权。所有这些内容都是依据针对亚洲人制定的特别法规而来，适用于有色人种的法律也适用于其他亚洲人。

由于明文规定印度人不享有公民权，所以印度人不能在公共人行道上行走，没有许可也不得在晚上九点以后出门。那些被称作“阿拉伯人”的印度人可享受优待，不受此限。这么一来，谁可以被豁免就全看警察的了。

柯慈先生和他的几个朋友带我去见了当地的政府律师，克劳斯博士。得知我需要许可证才能在晚上九点以后出门，他很不好受，也抱以同情。他没有给我通行证，而是为我写了封函，授权我可以在任何时候出门不受警察的阻挠。

克劳斯博士请我去他那里，我们后来成为了朋友。我常去拜访他，而且通过他认识了比他名声更响的哥哥，一位约翰内斯堡的检察官。这些社会交往对我后来从事社会公众事务大有裨益，提供了不少便利。

关于道路使用的规定给我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我经常穿过总统大街到一处空旷的地方散步，克鲁泽总统住所前值班的警卫经常轮换。有一次当我经过时，一个警卫事先没发出任何警告，甚至也没出声要求我离开人行道便突然冲出来，把我推到马路上。

柯慈先生碰巧经过这儿看到这一切，并向我打招呼：“甘地，我什么都看见了。如果你想控告这家伙的话，我很乐意为你作证。你遭此侮辱，我很难过。”

“你不必难过，”我说，“这可怜的人知道什么！在他眼里，所有有色人种都一样，他对黑人肯定也和对我一样。我早就下过决心不为个人的一己之利而打官司，所以我不打算控告他。”

发生这件事后，我就再没走过这条路。这件事使我对当地印侨的处境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在和英国行政监督官会面后，我和大家讨论了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否有可能针对这些规定提出控告。我深入印侨当中，亲身体验他们的艰难处境，而不只是道听途说或看些文字材料。在我看来，南非简直不是一个有自尊心的印度人待得下去的地方，而如何改善这种局面则成为我越来越关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