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J.C.坎尼米耶
翻译：王敬慧
《东方历史评论》
J.M.库切，南非著名小说家、评论家、语言学家、翻译家，被认为是当今在世的最有名望、最有才华的英语作家之一。他获得过两次布克奖、三次南非CAN文学奖，以及耶路撒冷文学奖、《爱尔兰时报》国际小说奖、法国费米娜文学奖等等；年，他被授予了世界文学最高奖项诺贝尔文学奖。他敏锐的目光洞察了南非漫长的种族隔离史遗留下来的创伤记忆，将殖民、反殖民的历史主题与后现代的自由言说精神有机链接，并向其融入到文字中，谱写出一系列镶嵌在历史与当下创伤和悲剧的叙事。
在《J.M.库切传》（浙江文艺出版社，年8月出版）中，作为他的挚友，坎尼米耶细致而谨慎地还原了库切的本貌：他是一个儿子、一个学生、一名老师、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以及一位忠于内心的作家——他似乎是我们所熟悉的“约翰”，但远比“约翰”要复杂、坎坷得多。这部作品的意义，或许并不在于我们得到了此前不为人知的细节，而是在于我们终于明白库切为什么不愿谈论自己。
以下文字受权摘自该书。
120世纪80年代，南非黑人的抗议活动不断升级，刺激因素有黑人教育危机、三院制议会在黑人事务上的无作为所引发的敌意，以及信誉扫地、腐败堕落的地方黑人行政委员会的增收租金。在非国大及其军事机构“民族之矛”（UmkhontoweSizwe）内部，有些成员被打上政府间谍或叛徒的标签，然后被残忍地杀害。黑人警察成为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年，非国大的“人民战争”策略，使国家到了无法治理的程度。早期的游击活动与群众运动息息相关。罢工、游行、抵制和攻击事件激增，黑人警察的房子被燃烧弹焚毁，警方线人的脖子上被套上一个充满汽油的汽车轮胎“项链”，然后被活活烧死。
年，纳丁·戈迪默在纽约人文研究所做题为《生活在过渡政府时期》（“LivingintheInterregnum”）的演讲。在演讲的开头，她描绘了当时约翰内斯堡有如狂风暴雨般的氛围：“整个社会在革命性变革的大潮中翻转、挤压、飘摇不定，我则置身于这个社会六万英尺的高空……我选择葛兰西的话作为我的小说《七月人民》（July’sPeople）的题词是有充分理由的：‘旧的在消亡，而新的尚未诞生；在这个空位期会出现各种光怪陆离的病态症候。’”
为了遏制暴动、焚烧学校、“失落的一代”的帮派暴力、“项链”杀戮及其他激进行为，南非时任总统P.W.博塔（P.W.Botha）在年宣布某些区域进入紧急状态，几乎赋予了政府无限的权力。年，全国都进入了紧急状态；年联合民主阵线（UDF）和其他附属机构被禁，南非工会大会（COSATU）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干预的程度可以从年治安部长的声明中推断。该声明指出，年，近人因与骚乱相关的指控被捕（其中72％的人年龄在20岁以下），指控内容包括公众暴力、纵火和谋杀。尽管政府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扣留组织活动的嫌犯，却依然无法遏止各种抵制行动。这导致很多平民被视为国家的敌人，而遭到清算。据大卫·威尔士（DavidWelsh）所述：
许多敢死队的杀手成员都是有犯罪记录的精神病患者，他们似乎从杀人的行为中获得相当大的工作满足感。最臭名昭著的敢死队营地叫“非水准（Vlakplaas）”，位于比勒陀利亚附近的一个农场。这个地方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被警方征用，用于“转化”所谓的“冲锋者”，其中包括被俘获的黑人游击队员，让他们为安全部队工作，当然他们所用的方法都不会太温和。两个“非水准”的指挥官德克·库切（DirkCoetzee）和尤金·德科克（EugenedeKock），成了传奇杀手。在—年间，德科克……参与谋杀了大约70人。
南非的形势促使德斯蒙德·图图呼吁国际对南非实行制裁，以迫使政府进行谈判。图图是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年以来任开普敦圣公会大主教。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上反对南非政府种族隔离政策的浪潮越发高涨。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呼吁释放纳尔逊·曼德拉及其他被扣留领袖的运动。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宣布不再向南非提供短期贷款，其他组织也纷纷效仿，取消了相应的贷款，南非面临更加严重的经济压力。当时的外交部长皮克·博塔（PikBotha）主张对政府的政策取向进行重大调整，人们当时普遍认为P.W.博塔将在纳塔尔国民党的代表大会上发表讲话并宣布新政策。国际社会期望当时已经承担了执行国家主席职务的博塔宣布彻底的变革措施并释放曼德拉，但博塔的“卢比肯”讲话最终让人大失所望。按照他的解释，他并不准备把南非白人交给共产党人，让他们走上投降或自杀的道路。曼德拉和他的支持者们可以被释放，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发誓放弃暴力。这次讲话后不出几日，南非的货币单位暴跌到历史最低点，美国国会禁止在南非进行任何新的投资，英联邦国家也纷纷效仿这一做法，禁止从南非进口任何商品。
20世纪80年代后期，除了来自内部的动荡，政府还要在其北部边界打击西南非洲人民组织（Swapo）的活动。年，范泽尔·斯拉伯特（VanZylSlabbert）辞去国会议员和反对党领袖的职务。他认为，白人统治的议会已经无心解决南非的问题。在斯拉伯特和布莱顿·布莱顿巴赫的动议下，年阿非利堪人社区领导人和被放逐的非国大成员在达喀尔进行了首次会谈。之后，南非白人作家和知识分子在津巴布韦的维多利亚大瀑布举行集会，商讨与非国大进行对话。
尽管J.M.库切在意识到政治局势之后一直反对一切形式的种族隔离，但他并没有直接回应这场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活动。在南非白人政党的帮助下，国民党在成立八年的时候成为执政党，开始扭转历史的进程。在年写的一篇文章里，库切针对20世纪40年代种族隔离理论家杰夫·克龙涅的心态指出“种族隔离是一个关于纯洁的梦想，但它又是一个不纯洁的梦想。它包括了很多东西，是很多东西的混合物；其中有一点就是它设立了一系列障碍，让人们无法通过混合找到解决方案”。年，在接受大卫·阿特维尔的采访时，他说：
种族隔离的内容激进地割裂了时间发展的连续性，它（以规范为由）在殖民社会里试图阻止死亡或扭曲事物的正常发展态势。它还试图建立一个静止的无时间区，让已经不合时宜的宗族和部落专制秩序被冻结在那里。我就是在这样的政治秩序中长大的。
此外，在他所受教育的文化中，充满着怀旧情怀的“家”要追溯到英国的一个小角落，与南非的现实没有一点关系。
在评论玛丽·本森年所写的《纳尔逊·曼德拉：伟人与运动》（NelsonMandela:TheManandtheMovement）时库切写道，如果南非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与非国大达成某种一致，那么接下来他们将要对付的只是以小资产阶级社会民主人士为主导的和平运动。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相反，他们将运动定性为是颠覆政府的，说运动的领导人被国际共产主义所利用。到了20世纪80年代，政府发现自己处在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位置，它不得不没面子地释放他们曾在年抓起来的那些领导人。种族隔离政府是否打赢过非国大，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年，他们所面对的是比25年前更具反叛性和煽动性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而运动者又有国际舆论殿后。库切提出一个问题，南非国民大会的长老们被释放之后，是否有力量控制黑人社区如火如荼的局面，并带领人们走向自由、友爱和平等的乌托邦，走向自由宪章中所说的繁荣。他对此问题的回答是具有预言性的：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曼德拉的个性，以及他被释放后如何行事。被监禁一事无疑已使曼德拉在公众视线中消失。
根据玛丽·本森的观点，年的时候，“罗本岛的曼德拉”这个概念已经取得了近乎神话的效力。他的面容在T恤和海报上到处可见，“给曼德拉自由”的口号涂抹在监狱和公共建筑物的墙壁上，到处都是。然而，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政府都认为，南非的经济力量越强，博塔就有更大的能力来实施新的管理体制。相反的观点认为，只有将南非孤立起来，对其实施军事和经济压力，它才会准备谈判。那些将博塔看作改革者的人推出他们的说法：只有通过表面不妥协，背后谈判权力分割，误导南非白人选民，才能够让那些被吓坏了的白人选民接受改革。那些将博塔看作是挑衅好战的阿非利堪民族主义者的人则指出其豪言壮语与其微不足道的成就之间的差距。库切认为，这两种解释都将博塔变成了一个公共骗子，要么误导南非公众，要么误导国际舆论。
在评论克里斯托弗·霍普（生在南非，但自从年以来一直住在英国）的《奔跑的白人男孩》（WhiteBoyRunning）时，库切谈论了南非当时的政治。年P.W.博塔请白人选民进行选举，批准他逐渐改革种族隔离政策，按照库切的说法，这个渐进式改革的速度将是蜗牛般的。这次选举没有任何争斗，也没有任何问题，国民党赢得选举的胜利。唯一令人惊讶的是，极右翼的保守党远远超出了进步的联邦党，成为南非第二强的政党，其成员背景是说英语的白人。克里斯托弗·霍普在作品中认为：并没有南非民族这样一个群体，只有由对立群体组成的联合体。可以说，库切从一定程度上是认同霍普的观点的，他说：
在他的记录中，他（霍普）在南非成长过程中的部分创伤使他意识到在这个南非白人和加尔文主义盛行的祖国，没有任何位置属于他这个说英语的天主教徒。他略带反社会倾向，尤为痛恨先要被“单调乏味，无聊至极地放入某一组织的事情……我们在自己的国家体会到流亡感，而至今我也没能摆脱这种流亡感。我们在离开家乡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流亡”。
然而，就像库切在年回到南非一样，霍普也从来没有割断他同南非的联系。他写道：“这个地方是一场热病，一场感染，一个挥之不去的、从儿童时期就患上的疾病，我根本没办法被治愈。”这些话让人想起库切自己对卡鲁的荒凉以及开普半岛粗犷之美的留恋，正如伊丽莎白·卡伦在《铁器时代》中所表达的：“这些海，这些山：我想让它们在自己眼前焚烧的欲望如此强烈，不管我到什么地方，它们都会在我面前出现。我饥渴地爱着这个世界。”
库切并没有在文章或声明中回应20世纪80年代的骚乱、暴力和民族之矛的行动。但是，他的下一部小说（最终名称为《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再现了他对20世纪80年代的感觉，尽管名义上，它的背景被放置在不久的将来，国家处于种族战争的边缘。据第一版手稿所记录的日期，库切从年5月31日开始这部小说的创作。起初，他运用了不同的故事线索，设置了众多的人物并频繁修改。其中曾用了第一人称叙述者，后来他又放弃了这种想法。两年多后，到了年7月12日，六份手稿形成了最终的完整稿，手稿的第一份打印稿完成于年9月29日。更精当的进一步的终稿完成于年2月28日，上面有铅笔的更正。
库切在《等待野蛮人》出版前的四个月就开始创作这本小说，这表明了一个事实，文学创作已经成了他日常必做之事。在采访中，斯蒂芬·沃森曾问库切，他是否有种被迫进行文学创作的感觉。他回答说：“远不只被迫。如果我写，我觉得很糟糕；如果我不写，我会觉得更糟糕。”他必须遵守某些人为的规则，以确保写作紧凑地进行，“比如一天都不能不写，因为如果有一天不写，第二天也不想写。”他告诉埃德温·哈特（EdwinHart），他的写作速度非常缓慢，大约两年写一本小说，首先是用钢笔写，然后再进行修改。就拿他写第一本小说为例，他的习惯是在清晨，头脑还是清醒的时候，用笔写出大概，然后再一遍又一遍地重写，频繁反复直到故事有了一个良好的形状。到这时候，他才开始用打字机打手稿，然后在上面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在这个阶段，库切发现他很难一边进行文学创作，一边又要同时照顾家庭和孩子们，还要完成在学校作为教师的工作任务——他还没有从吝啬的大卫·吉勒姆那里争取到减少工作量。他通常在早上5点开始写作，一直写到7点半，然后送孩子去学校，之后到大学讲课，完成行政工作，晚上回家批改作业，准备第二天的课程。
当被问及某部小说是在哪里开始写的，或者为什么他会选择那样一个特定的主题等问题时，库切几乎无法回答。在接受乔安娜·斯科特的采访时他说：“我根本不记得我写的那些书是如何开头的。部分原因是，在修订的过程中，开头部分就被放弃了。如果进行有关本书的考古学，那么它的开头部分是在表面之下、土壤深处的。”他的观点是，作品应该为自己发声，否则作家就是没有完成他的职责。当被问及是否有一个时刻，他会知道某个故事是值得写的，他回答说：“是的，有。当我投入了这么多时间，我实在无法将它停下来，我无法面对这样的事实：浪费了六个月的生命，或诸如此类。所以，我努力坚持下去，然后书就写出来了。
2《等待野蛮人》的背景没有特定的地方或特定的时间，但《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则不同。小说在一个城市开始，可以看出是开普敦，因为有郊区的名字，也有具体地方和街道的名字。在前三部小说中，他采取的都是第一人称叙事，但在这部小说中的大部分地方，库切采用的是第三人称全知叙述视角，他将迈克尔·K设为主人公。
故事发生在不久的将来，因为不断的暴力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崩溃，国家处于内战的边缘，但故事没有明确说是哪些政党或具体是哪些政治冲突。在接受记者托尼·墨菲特采访时，库切说，小说发生的地理位置并非像它最初表现的那样准确，因为他的首要任务不是要创建一个精确版本的“真实”世界。创建一个想象的世界，就像他在《等待野蛮人》中所做的那样，那样做需要“巨大劳动力投入”，而这在《迈克尔·K》的小说中就没有那么必要。
虽然他没有明确表示，但在多米尼克·海德（DominicHead）看来，故事直接背景是年索韦托起义导致的社会解体，人们对种族隔离制度的忧虑和恐惧，以及年发生的旨在让国家陷入混乱而对石油、煤炭等行业发起的攻击。在小说中，为了遏制不断升级的混乱和违法行为，国家强制实施了各种措施，比如戒严，用许可证限制自由迁移。在《等待野蛮人》中，邪恶体现在具体的个人身上，但是在这部小说中，邪恶的载体是制度本身。因为压迫迈克尔的人代表着南非的机构暴力，他们大多都是无名无姓的。与他们在权力体系中的作用相比较，他们的个人身份并不那么重要，因此他们只是用职业来代替：铁路职员、服务台边的女警、护士、士兵、店员。与这些匿名的官僚相对照的是，他们所属的所有机构都有具体的名称。
迈克尔·K（鉴于库切钦佩卡夫卡，读者不应错过一个典故——《城堡》和《审判》中有约瑟夫·K）父亲早亡，兔唇，也不怎么聪明。他在孤儿院阴暗的、令人窒息的氛围中长大。后来，他在市政园林处做园丁，然后又做了广场公厕的值夜人，之后又返回到园林处，在德沃尔公园扒树叶。与库切其他的小说不同的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来自一个弱势的背景，尽管作品中没有明确提到他的肤色，但他很可能是一个有色人种。
迈克尔年迈的母亲（比尔曼家的女仆）开始全身浮肿，行动不便，她的工资被雇主削减。她告诉迈克尔，她想回到她的世界——她年轻时生活的位于阿尔伯特王子区的一个农场。因为他们需要的许可证没拿到，如果他们乘坐公交车或火车可能被警察拦下，所以迈克尔决定自己做一辆手推车，送他生病的母亲回老家。手推车对一个漫长的旅程来说是一个完全不切实际的工具，这也再次证明，库切小说的目的并不是要延续其前辈的现实主义传统，讲述一段游历经历。他们走到了斯泰伦博斯，他的医院。他带着母亲的骨灰，希望能将其撒在她出生的农场，于是他继续他的旅程，穿过卡鲁，结果满眼都是被破坏的痕迹。他被拘留了一段时间，与一群囚犯一起将铁路上的石头清除掉。然后，他继续上路，沉浸在卡鲁的安静之中，他打算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建起一个平和的、田园般的避难所——这一主题是当时库切所研究的农场小说的典型情节，比如当时奥立弗·施赖纳、波林·史密斯和C.M.范登西弗的作品。库切本人也喜爱这一区域，这一点在他后来的小说《男孩》还有其他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正是在这个地方，迈克尔才有在家的感觉。“我能够在这里永远生活下去，他想道，也许直到我死去。”当他到达了自认是母亲出生地的那个农场的时候，园丁的使命感回来了，他在土地里种满了南瓜种子。根据库切在《白人写作》中提到的，神话般的花园，回归本真的伊甸园，这是当初来开普敦的荷兰殖民者从未感受过的，现在它却体现在迈克尔耕种土地的冲动中，他能感受到其中的联系。大坝在对他说话：“在水坝前他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自然亲切，这是在那栋房子里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他躺下来休息，把那件黑色短大衣卷起来枕在脑袋下面，看着上面如盘的天空。我要住在这里，他想道：我要永远住在这里，这是我母亲和姥姥生活过的地方。”
他希望自己拥有一片土地的愿望被一名年轻男子的到来所打破。这个人是原来农场业主的孙子，是军队的逃兵。他向迈克尔回忆维萨基全家每年在这里过圣诞节的情形，房子里到处都是来宾：“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像我们那时候那么吃东西的。成天的，我奶奶总是在桌子上堆满了吃的，都是乡下的好吃东西，而我们总是把它吃得一干二净。那种卡鲁草原羊羔肉那个香，是再也尝不到了。”在这里，库切是在回忆他儿时在百鸟喷泉农庄的经历。他后来在《男孩》和《夏日》中也写过这样的记忆。
当年轻的维萨基试图将他当仆人用，并派他到阿尔伯特王子镇购物，迈克尔预见到自己即将失去他在卡鲁刚刚品尝到的自由，面临着成为主子的仆人的危险。这里又重复了库切在前三本小说中涉及的主仆关系的主题。迈克尔在斯瓦特贝赫逃跑了，在那里，他能继续保持他的自由，靠根茎和昆虫过活。他变得如此憔悴最终被迫返回，但他在阿尔伯特王子镇附近被士兵抓获，并被送到了一个难民营。在那里，他知晓了其他囚犯的生存条件。监狱长谩骂，指责囚犯们不感激统治者为他们做的一切，听起来不仅像尤金·唐恩在责备“忘恩负义”的越南，也像在种族隔离的年代，人们常可以听到的说黑人并没有感激政府给他们建造民房、医院的话语：
“是的，你们这些恩将仇报的无赖，你们，我正在说你们！”他喊道，“你们什么都不感谢！在你们没处住的时候，谁给你们盖了房子？在你们冻得哆哆嗦嗦的时候，谁给了你们帐篷和毯子？谁护理你们，谁照顾你们，谁每天带着吃的到这儿来？可你们是怎么报答我们的？好啊，从现在开始你们可以饿肚子！”
迈克尔设法逃脱，返回到农场，但他发现自己种的植物已经死了。于是他隐藏在一个地洞里并重新种植蔬菜。在饥肠辘辘的时候，他被士兵发现了。他们认为他在给叛军游击队提供粮食。
小说的第二部分由医院工作的军医来叙述。医院康复。医生发现迈克尔拒绝吃东西，感到很好奇，开始研究他，并试图让他吃些东西。但他没有意识到正是因为被“拘留”在医院里，迈克尔才没有了任何吃的意志，除了偶尔吃点南瓜。当诺埃尔对医生说，如果迈克尔不吃东西会被饿死时，医生回答说：“这不是一个要死的问题，并不是他想要死。他只是不喜欢这里的饭食。确实极其不喜欢。他甚至不愿意吃婴儿食品。也许他只吃自由的面包。”医生如此痴迷于他的这个病人，甚至想象迈克尔是神笨拙的产品：“好像某个人把一捧尘土拨拉到一起，把唾沫吐在上面，把它拍成一个基本的人形，犯一两个错误（那张嘴，无疑还有头脑中的内容），忽略了一两个细节（性），但是最终形成一个真正的小泥人儿……”在大卫·沃德（DavidWard）看来，有关《荒原》的典故不是偶然的，因为，像T.S.艾略特一样，库切将他的人物送上沙漠探寻之旅。尽管他的身体有畸形，尽管他是无性的，但是他在卡鲁花园中让沙漠中开出花来。“再一次，像艾略特一样，”沃德写道，“他［库切］将人物派上了旅途，面对着邪恶的历史，人类机构在无政府和野蛮状态中崩溃。最后，像艾略特一样，最终在追求废墟中绝望地保全最低程度的自我。”
根据阿利斯特·斯巴克斯（AllisterSparks）提供的权威信息，库切让迈克尔绝食的灵感来自一个报道：一只习惯于吃竹笋的大熊猫拒绝吃任何其他食品，它宁可死去。迈克尔拒绝了医生所有的治疗方法，逃跑了，他要再次寻找自由。在小说的第三部分，他逃到了母亲生前居住的房子。他心里想：“我已经逃离了那些营地；也许，如果我躺得位置很低，我也能逃过人们的博爱。”他认为博爱是另一种形式的压迫，又将他降低为一个奴隶，让他被迫接受一种关系，像医生在他身上发挥过的权威。现在小说再次回到了第三人称叙述，迈克尔回到了开普敦，在战争后的废墟之中，他遇到了几个妓女。她们像医生一样，想把他当作一个博爱对象。他孤独地想到他母亲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睡觉，他认为也许会有人愿意加入他的行列：
尽管他那么舒舒服服地睡在这个发臭的角落里，但是如果有人不理会宵禁令来到这里，似乎也并非不可能（K想象那人是一个驼背的小老头，衣服的边兜里揣着一个酒瓶子，长满胡须的嘴总是在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是那种警察不屑理会的老头），他可能会对海边的生活厌倦了，想要到乡下度个假期，如果他能找到一个认路的向导的话。他们今夜可以分享这个床，这种事情过去就发生过；在早晨，当第一缕天光照亮时，他们就能够出去，在偏僻的小街上寻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人家不要的独轮车；如果他俩运气好，他们到十点钟就能推着小车沿着公路前进。记住在路上停下来买些种子和一两件别的东西，也许要避开斯泰伦博斯，那儿看来是个背运的地方。
如果那个老头爬下小车伸个懒腰（现在各种事情正在加速），并且看着当年水泵矗立的地方（那个水泵被士兵们炸掉了，所以那里什么也不会留下来），并且抱怨说：“咱们没有水怎么办？”而他，迈克尔·K，就会从自己的衣兜里拿出一个小勺，一个小勺和长长一圈绳子。他会从升降机口里清理掉碎石，他会把小勺的柄弯成一个环，把绳子系在上面，他会把它放到深入到地下的升降机里面，当他把它带上来的时候，在这个勺子里就会有水；他会说，用这个法子，人就能活。
就是在这样感人的、想象的场景中，小说结束了。接受斯蒂芬·沃森的采访时，库切反对将《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放置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语境中：
我没觉得它有任何前辈可追寻，我这么说没有什么骄傲的意思。这不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其中也没有伟岸的人物。对那些伟岸的人物，比如施赖纳或坎贝尔，我碰巧又没有多大的兴趣。至于现在人们的写作……实际上，人只能读这么多。我读的大多数东西都是，请允许我粗鲁地说，我能消化得掉的东西。我觉得没有多少南非作家是这样想的。如果我想好好吃一顿，我会去别处。我读纳丁·戈迪默的书，因为我觉得她的作品格外精湛。
如果人们读《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时考虑到在此期间库切正在研究农场文学以及景观对南非文学小说的影响，如《白人写作》，那么很显然，他吸收了这一领域前辈们的成果，然后在逆着传统写。
尽管《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与农场小说和旅行故事有相似之处，主角都向往着人间天堂，但是库切与他的前辈有很大分别，因为在他的作品中传统成了警告性的反例。在接受休·罗伯顿的采访时，库切说，在南非文学中，有许多虚构场景已经成为模型被无数次重复，比如：白人女子与黑人男子陷入爱河，被警方通缉，或者黑人爱国者反抗虐待狂般的审讯者。对“邪恶城市”的描绘以及返回农场的避风港也是常见的套路。
库切着迷于南非文学景观，这对他影响很大，他在自己的文学写作中也会考虑到这一点，并与之背道而驰。正如特丽萨·多维所说，《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首先来自对卡夫卡作品的仔细阅读，这一点可以通过将作品与寓言式故事《审判》以及短篇小说《洞穴》比较得到验证。苏珊·范桑腾·加拉格赫尔写道：“库切完全知道，对于南非作家来说，他的虚构模式是相当不寻常的。他声称，他没有看到任何南非前辈作家写过这样的书。相反，他列出了贝克特、纳博科夫、庞德、里尔克、赫伯特、聂鲁达和巴尔特，说受到了他们的影响。然而，影响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库切对南非写作传统的认识，以及他所早期白癜风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法中科白癜风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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