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SakiRuthDockrill和GeraintHughes共同主编的《PalgraveAdvancesinColdWarHistory》的导言。这是一本研究冷战的意识形态、文化、政治和战略等诸多侧面的研究论文的合集。论文作者都是各个领域内的著名学者，论文充分反映了近些年来有关冷战各个领域的研究状况和前沿趋势。
两位作者都是冷战史与国际关系领域专家，任职于伦敦大学国王学院。
本文译者：郭学武（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一冷战世界
冷战主导国际体系长达45年，深刻影响了这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军事、政治冲突的性质和范围。回顾来看，冷战的舞台上演着东西方集团间的意识形态对抗、政权变革和民主化斗争。人们对冷战的现实逻辑的假定是“非敌即友”，这一假定在美国社会比在它的西欧盟友中更加地突出。虽然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执政的最后几年接受了这一现实，即建立一个非伊斯兰的阿富汗国家不可能，但他仍然坚持一个亲美或亲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政权对印度和苏联都是彻底的不可接受。因此，冷战实质上被看作是东西方在思想观念、军事力量和势力范围上的争夺。
宣传、情报收集和间谍活动都是赢取现实和潜在盟友人心和思想的手段。在不同程度上冷战已经和许多国家的国内政治不可分割，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麦卡锡主义，20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的反核运动。在冷战危机中，西方联盟本应已经联合为一个整体，但美国却认为欧洲很可能掉入“芬兰化”的陷阱，这是因为美国的欧洲盟友经常想通过缓和、文化交流或者谈判的方式来降低冷战的紧张程度。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右翼政客和知识分子表达了他们对缓和的担忧，同时对尼克松时期推动美国缓和政策的基辛格的智识表示忧虑。他们称“我们过于依赖所谓的缓和政策了…我们不单单允许共产主义者获得一个又一个军事和其他领域的优势，在很多方面，我们实际是在帮助他们获得那些优势。”
冷战主要在共产主义国家的前线上演。对于这些国家而言，在克格勃及其在华沙条约国家的分支机构的帮助下，通过错综复杂的情报和间谍网络来控制他们的社会至关重要。但在东方阵营的内部也有反宣传活动，这一点并不奇怪。年后中苏分裂进一步加深，自由欧洲电台年记录到共产党中国对欧的共产主义广播增加了33%，主要是对莫斯科进行激烈的攻击。类似地，西方情报机构，例如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和西德联邦情报局，它们的活动在东德被公诸于众，并被当作反西方运动的一部分。但是，尽管受到共产主义政权的夹击，西方媒体还是能够穿透铁幕。罗马尼亚对信息流动作了严格的限制（所有打字机都要向政府登记以限制反政府团体的秘密出版行为），但罗马尼亚人还是通过匈牙利电视台获取外部世界的消息。对东德领导人来说，他们的人民收看西德电视台，捷克人收听奥地利和西德广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情。这种信息流通，再加上20世纪70年代缓和之后东西方接触的增加，有助于削弱东方阵营的专制主义政权。毕竟，冷战在欧洲的终结，始于东柏林人推翻柏林墙、要求人员自由流动的热切愿望。这一事实让国内前线的重要性得以回归，也帮助塑造了在国外进行的冷战的范围和性质。
冷战的核心是各自对对方突然发动进攻的畏惧，这一畏惧充斥着错误知觉。任何一方都倾向于把对方描绘成最糟糕的情形，反过来却制造了一种情境，置身其间，双方都误读对方的意图并且高估对方的能力。两个超级大国总共拥有将近50,件核武器，这样相互间的对抗就非常致命了，而东西方的意识形态竞争又进一步增加了冷战向世界范围内扩展并强化的动力。倘若美国将受到核打击，核心决策者要被迅速地转移到卡罗莱纳山脉中心地带的秘密地堡。总统任期开始时，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被带去过这个紧急白宫，通过一条长长的、不时会受巨大的安全闸门阻隔的隧道。最后到达地堡时，他驻足回望，告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狄龙·安德森：“老天！我从未意识到我们是如此的神圣。”
年斯大林逝世之后，北约认为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已不大可能，除非出于意外或误判。不过，西方对苏联的军事意图仍存有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一位学者说道：“如果用医学解剖来比喻，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对苏联的解剖和它的生理结构已经非常熟悉，但这位对手的思想之窗仍然相当晦暗。”同样道理，苏联和东方阵营很清楚，北约的战略是防御性的，可仍不能消除此种疑虑，即北约的战略可能是“掩护将要突然发动的核打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年11月“优秀射手”训练（AbleArcherexercise）之后克里姆林宫对北约发动先发制人核打击的疑虑不断上升。
事实上，美苏双方都领会到了在两大阵营之间避免一场以地球的生存为代价的终极战争的必要性。美国一向认为苏维埃体制将最终衰落并败退，西方的自由民主资本主义价值观将最终盛行于东方。对莫斯科而言，冷战将是一场没有尽头的奔跑，以便在世界权力和影响力上赶上美国、继而与其平起平坐。苏联利用西方造就的权力真空的速度之快引人注目——不管是在朝鲜半岛（年末美国将朝鲜半岛划出其防务范围之后）、印度洋还是在阿拉伯半岛（20世纪60年代末，英国决定撤出苏伊士以东之后），抑或第三世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更加不愿意在这些地区进行干预）。莫斯科对对等性的追求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任期结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努力成为一个和美国匹敌的全球性军事大国。戈尔巴乔夫转而采取非军事化的、谈判性质的方案，但他同样热衷于维持和美国等量齐观的全球影响力。马耳他峰会期间，戈尔巴乔夫向老布什提议设立“苏美综合体”（Soviet-Americancondominium），因为苏联和美国“注定要对话、协调和合作，别无选择。”
因此，冷战就是苏联对美国霸权的一种可信的、但最终失败的挑战，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一次由共产主义向西方价值和制度发起的挑战。冷战的终结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对西方挑战的消失。对西方而言，冷战大抵就是一场令人煎熬的等待游戏。虽然并不一定要求苏联垮台（年底到来），但这确实在相当意义上奏响了冷战的终曲。
冷战与年前大国间的传统战争不同，但它也确实是一种全球性的竞赛、是战争的一种。冷战具有现代战争的特征——意识形态不同、大量的武器装备、作战计划、操作规程、秘密行动、心理战，在第三世界发生的通常血腥的代理人战争，联盟的形成，经济和贸易压力以及对社会的控制——但幸亏冷战没有结束于核摧毁带来的决定性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关于冷战终结的既定条件或者确切时间，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尚无共识。从地域上来看，欧洲作为冷战的第一大舞台受冷战结束的影响最深。只是超级大国介入的很多地区冲突并不一定就得到解决了，更多时候冲突一直持续或又重新发生。我们希望超级大国间不再有核对峙，但冷战之后核武器却散落到苏联新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和其它国家。参与冷战的政府的基本结构并没有转变为和后冷战时代相适应的新的模式。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最近声称，美国当前的武装力量更像是它在冷战时期军力的一个缩小版，在许多方面有所改进，但没有进行根本上的变革。9·11事件推动了变革的需求。尽管在小布什的第二任期有所动摇，但详尽、彻底的变革已经成为当前的主要任务。冷战的阴影将长期、持久地存在。
二冷战研究文献
历史学家认为要弄清当代的现实状况，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对历史进行合理的理解和客观、理性的分析。任何有关历史探究的领域都是如此，当然，国际史也不例外。历史学家是人，他们对目标对象所采取的研究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同时受到主观因素（例如文化背景、政治主张、宗教信仰和国籍）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解读和理解历史事件的客观兴趣的影响，涂抹上一层个人色彩。谨慎的历史学家会试图避免这种脑力陷阱，他们会尝试理解自己所研究的社会、国家、文明的集体心理（德国人称作时代精神）。这种方法对中世纪学者试图解释为什么从11到14世纪欧洲人要发动十字军征讨来收复圣地适用，对于另一批学者同样适用——这批学者一直争论为什么20世纪50和60年代美国的政策决策者会认定共产主义者在一个小的东南亚国家领导的暴动会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严重的影响。
贯穿过去的大概半个世纪，冷战研究的学术中心一直在美国。这部分反映了自年以来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中枢作用——不论好坏，美国的对外政策决策对世界范围内数百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战中，美国对打败轴心国集团发挥了关键作用。伴随大英帝国和苏联的衰落，美国的“超级大国”（“hyperpower”一词由前法国外交部长休伯特·韦德里纳创造）的地位至今都无可置疑。开放政府、新闻自由、更大程度地获取官方资料（例如美国国务院出版的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这些美国传统推动了冷战史学术研究更深入地展开。美国的体制远比它最亲密的西欧盟友英国来的自由。例如，在情报史领域，年由众议员奥蒂斯·派克和参议员弗兰克·丘吉尔主持的国会调查工作向公众披露了众多的有关美国情报机构组织和运作的信息材料。相比之下，直到20世纪90年代，英国政府都还在否认秘密情报局或内阁办公室联合情报委员会的存在，尽管有清晰的证据表明事实正好相反。
当人们研究冷战史，会很清晰地发现最初的研究和争论在美国。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历史学家正统学派的出现尤为明显。正如前文所提到的，谨慎的历史学家致力于做到尽可能的客观和理性，但学术上的不偏不倚不可能实现，个人的政治态度和文化观念必然会影响历史学家的研究。在这个方面，正统派学者附和了美国政府的观念倾向，体现了这段时间充斥美国社会的“冷战共识”。他们声称，冷战是由斯大林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敌对和他的世界共产主义事业的目标引起的。年盟国胜利之后，苏联摈弃了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的意图，转而寻求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扩张共产主义的对外政策。斯大林将共产主义体制强加于东欧国家，践踏了雅尔塔协定的精神。因此，美国联合其他欧洲国家来遏制苏联的扩展和中国的影响（年后）。这种论断同样见于美国退休官员的回忆录中。应该指出的是，在很多方面，正统派学者是在学界进行冷战斗争的。虽然说把正统派描绘成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传声筒有失公允，他们的观点确实和华盛顿的官方声明十分吻合。例如，他们中杰出的一位——赫伯特·菲斯，正是一位前国务院官员。
在一种受到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煽动主义和众议院美国事务委员会的系列活动所威胁的意识形态环境中，最初极少会有人打算质疑正统论。然而，一种和正统学派相对立的“修正主义”论点逐渐出现。通常，历史学家会引用威廉·阿贝勒曼年发表的《美国外交的悲剧》作为冷战修正主义观点的起源。威廉和其他的修正主义学者——著名的有GarAlperovitz,LloydC.Gardner,GabrielKolkoandThomasG.Patterson——颠覆了有关冷战起源和延续的责任归属，认为导致冷战产生和持续的责任并不在于苏联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主义，而是由于美国寻求建立全球经济霸权导致的。修正主义学者一般主张，美国对海外市场的贪婪——有些人认为，同它的核垄断相结合——迫使斯大林在东欧推行共产主义化。因此，苏联在东欧建立共产主义统治和支持亚洲革命运动（例如中国共产党）是对美国经济扩张主义的反应。正统派学者表达出了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有关冷战的共识性认识，而修正主义学者恰恰是以相同的方式受美国对外政策和社会事务的影响——特别是越南战争和国内的民权斗争。这些事态挑战了两种假说，一种认为美国的制度具备道义上的优越性，另一种则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在本质上就是良善的。
20世纪70年代，后修正主义学派出现。诸如此前十多年间的中苏分裂之类的形势发展，削弱了共产主义集团铁板一块的形象，显示出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深深影响到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的中苏关系。此外，档案资料的逐步开放，揭示出正统派学者和修正派学者两派在多大程度上让他们的政治观点去塑造研究工作——RobertJamesMaddox抨击了Alperovitz,Kolko和其他持相似学术观点的历史学家，他认为这些人的学术研究马虎，扭曲了文件记录。像JohnLewisGaddis,WalterLaFeber和MelvynP.Leffler这样的后修正主义学者对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在挑起冷战中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评估，但他们共同地都提供了一种比他们的正统派和修正派前辈们更细致入微、更忠于档案材料的方式来研究东西方关系。比起他们的前辈们，他们更少受种族中心主义的影响、全面考察了世界范围内冷战史研究的增长、且充实了西欧国家开放的政府文件。以英国为例，按照“三十年规则”，20世纪40年代末的文献得以开放，这使得学者们能够讨论、争辩英国在冷战中的作用，吸引人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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