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人文杂志》年02期
作者：彭树智
摘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冲突,是人类文明交往史上典型的个案。这两个不同文明民族之间冲突的百年“死结”,有其历史、文化、地缘和国际政治背景。解决的惟一正确选择是和解。勇气、智慧和理智是通向和解之桥,但这需要时间和耐心
关键词：巴勒斯坦;阿以冲突;文明交往;
近为商务印书馆编撰《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1,通稿之后,意犹未尽,遂有补述后记五题,略陈如下。
一现在的《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是按人们一般的理解和约定俗成的称谓,而命名为“巴勒斯坦卷”的。
实际上,它并不是一本整体巴勤斯坦地区的通史。
本卷的任务只是对巴勒斯坦地区阿拉伯人的过去和现在,作一个简要的、由古及今的通史性的叙述。
根据巴勒斯坦地区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我在设计《中东国家通史》的整体结构时,把巴勒斯坦地区分为《以色列卷》和《巴勒斯坦卷》。这两卷有各自的分工和侧重,分别勾画出同一地区、两个不同民族历史变迁、发展轨迹和文明交往特征。
这两卷的思路,既是从现实出发、进而追溯和反思历史,再从历史的高度,审视现实;又从政治、经济、人文、地缘环境诸因素,考察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过程。
严格地说,生活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是巴勒斯坦人。确切的称谓,应该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公元前2世纪大流散前,犹太人已成为一个民族。在阿拉伯帝国统治的长期伊斯兰化和阿拉伯化过程中,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也成为阿拉伯民族一部分。他们和历史上的犹太人以及后来从各地区返回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都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的巴勒斯坦人。这两个不同文明的民族,在巴勒斯坦经历了复杂的联系、建立了多变的关系。这些联系和关系,组成了堪称史家探索不尽的文明交往史。
鉴于《以色列卷》主要是论述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的过去和现在,而且着重写19世纪以后的历史,所以在本卷专设概述巴勒斯坦古代历史和文明的绪论,反映这一地区古文明肇端时期的总貌。这也为巴勒斯坦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提供历史背景。
巴勒斯坦人固然可以把他们的历史远溯至迦南和腓力斯时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也可寻根至当地的奈伯特国和罗马帝国时期第三巴勒斯坦。但阿拉伯帝国时期形成文明交往的结果——阿拉伯性和伊斯兰性,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直接祖源。这是该地区的历史巨变。
从巴勒斯坦文明交往发展历史过程中看,这个变化是犹太人大批离开之后,这一地区的第二次转折性文明变迁。这是阿拉伯文明在巴勒斯坦居统治地位的变迁。巴勒斯坦的主体民族由犹太人变为阿拉伯人。伊斯兰教成为绝大多数居民的信仰。
我在本书《卷首叙意》中指出:“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相互联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每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各民族、各国家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发展程度。”2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同各个不同文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和他们的内部结构,在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国委任统治时期,以及以后的发展,都受这一文明交往规律的制约。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一个很独特的民族。奥斯曼帝国近四百年的统治,经济、文化、政治结构和内外交往的极其落后状态,家族之争与部族矛盾,精英家族的政治依附性,都给民族的独立发展,造成严重障碍。20世纪初兴起的阿拉伯民族主义,由于这种生产力、交往力的不发达,虽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觉醒起了促进作用,但影响弱、传播慢、独立性差。年到年间召开的七次巴勒斯坦人大会,都没有提出明确的巴勒斯坦独立的目标。民族独立意识之弱,于此可见一斑。
巴斯斯坦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的独特性,集中表现在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问题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长期居住在巴勒斯坦,却一直处于依附地位。不仅是政治组织上的依附,而且是思想理论上的依附。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思想理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长期摆脱不了对南叙利亚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依附。只是在—年巴勒斯坦人起义前夕,民族主义党派才联合提出了建立巴勒斯坦独立民族政治的要求。反观它对立面的犹太复国主义,在年就有《犹太国》的系统理论与计划。此后便以越来越强劲之势,积极主动在巴勒斯坦推行建国目标。直到年9月巴勒斯坦起义,以军都占据着镇压的主动权,军事、经济、外交处于绝对优势,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游击战,只能起心理和舆论破坏力,在蒙受巨大损失的不利条件下,离建国的目标更加遥远了。相比之下,两个民族主义的差距何等悬殊!
不同文明民族之间的交往,本不存在绝对的公平和正义,强权政治和实力政策始终举足轻重。强弱之根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力的发达程度的不同,在于巴勒斯坦社会结构落后而造成的组织林立、派系纷争。在年7月,长期对立的巴勒斯坦两派民族主义组织,又发生流血冲突,阿布—哈桑宁和阿布—贾尔夫家族之间,又发生血腥的家族仇杀。这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在同巴勒斯坦犹太人交往中差距之所在。
二在人类文明交往中,有诸多因素,如主体与客体、交通和技术、民族和国家、宗教和文化、语言和文学、利益和正义等等。这种外患强压、内讧不已的形势,将使巴勒斯坦不战自乱,“因提法达”将难以成功。
在人类文明交往这些因素中,地缘和环境居于基本的空间地位。它是一个地区内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群体性格、体质形态等种族或民族的同质或异质性指数的根源。
巴勒斯坦地区从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交往的一个重要地区,因此有必要简述它的地缘特征。
地缘因素甚至长期存于民族血缘中。据年5月公布的一项新的基因研究结果显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全球29个国家的名男子的Y染色体调查分析结果证实,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基因都来自最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共同祖先。参加此项研究的纽约大学医学院人类遗传项目负责人哈里·奥斯特勒说:“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真的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四千多年来他们一直保留着他们中东人的遗传根基。”其实,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语言因素上也有相通之处。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同属闪米特语系。共同地缘因素也影响到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生活习俗,在这方面他们之间有许多相似之点。
地缘因素决定了巴勒斯坦特殊文明交往性的许多方面。综览巴勒斯坦地图,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仅有2.7万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区。它西临地中海、西南与埃及接壤,水路和陆路由此通向了欧洲文明圈和非洲文明圈。它的南端经亚喀巴湾而直指红海、阿拉伯海,进而与印度洋相连,这就有了与沿海洋的东方文明相沟通的航路。北部与东部,它与西亚古文明区比邻而居,交往更为直接。
于此可见,巴勒斯坦由于地缘特征,而成为兼有海洋与大陆双重文明性质,并呈现出融汇东西方文明的多样性风貌。
巴勒斯坦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同时与这块土地的周围世界发生各种联系。他们在这里的内外交往中改造自然、感受社会、品味人生和逐渐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
巴勒斯坦人经历了许多文明时期。史前原始文明、远古迦南文明、腓力斯文明、亚述文明、巴比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都在巴勒斯坦地区闪耀过灿烂光芒。但巴勒斯坦主要的本土文明是犹太文明和阿拉伯文明。
巴勒斯坦的地缘特征赋予了它浓郁的宗教文明色彩。耶路撒冷集中体现了东西方宗教文明交往中折射聚点的特色。它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些世界性宗教的文明圣地。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共存与冲突,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多次成为军事政治事变之地。
在历史上,巴勒斯坦一直是一个流动频繁而又动荡不安的三角地带。亚、非、欧三大洲文明地缘的边缘环境,特别是东西方陆路、海路交通的要津地位,政治、军事、商贸利益都长期驱使着各种力量在这里征战角逐。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马其顿亚历山大、罗马、拜占廷、十字军和奥斯曼土耳其等帝国都先后占领过这一地区。特别是苏伊士运河开通之后,巴勒斯坦的商贸、军事战略地位,更加重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巴勒斯坦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年11月联大分治决议中将巴勒斯坦分为阿拉伯国和犹太国。年5月14日以色列国成立。以后发生过多次中东战争,尤其是7年战争中,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全境,造成阿拉伯难民问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争取恢复生存权的合法斗争和漫长的中东和平进程,仍然是这个地区的当务之急。
巴勒斯坦的地缘特征,在政治交往中集中表现为西方各大帝国扩张力量的前沿阵地和东西方力量冲突的缓冲地带。这种政治交往主要是外部交往。而在内部交往中,作为巴勒斯坦的主要民族的犹太人,自公元2世纪到19世纪末的长达17个世纪时间,基本上与巴勒斯坦没有什么联系;而从公元7世纪直到19世纪末,阿拉伯人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主要民族。在此后的50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特别是年之后,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为争取各自民族对巴勒斯坦的权利,发生了频繁而激烈的冲突和战争。国土地缘始终是生存和安全利益的核心。
三冲突与和解,一直是人类文明交往链条上一对关键的环节。这一对环节协调,导致和平;这一对环节破裂,便引起战争。
从20世纪末期,研究者的目光越来越多地注视于冲突问题。米歇尔·卡拉耶在年和年先后出版了《20世纪的危机》和《危机、冲突和不安全》二书。他用国际外交政策与文化、政治与经济相结合的方法,对—年和—年的世界性危机,进行了统计与分析。德国海德堡大学政治学院的冲突研究所从4年以来,一直对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与战争进行系统研究。该所每年提交一份研究报告,被称为“冲突的晴雨表”。这是一种详尽的数据分析研究,德国外交和国防部门经常作为决策的参考。
如果说冲突是国际政治交往中的晴雨表,那么中东地区的冲突在这个晴雨表上便处于显著的标志性位置。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复杂多变而且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地缘冲突。在中东地区冲突中,巴以冲突尤其引人瞩目。以年而论,在世界次冲突中,中东仍和前一年一样,是24次。但是巴以冲突的重新加剧,对这个地区人民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阿拉法特在年5月19日说,去年9月巴勒斯坦起义爆发以来,巴勒斯坦已损失50亿美元。以色列在美国的高技术股票下降了0%,它同周边阿拉伯国家的贸易也受到沉重打击。双方的民族仇恨加深了。冲突对巴以双方可谓两败俱伤。
巴以冲突是当代文明交往武装化的典型个案之一。它是以下三个年代为转折点:
年5月,以色列建国后冲突发展为政治交往的最高形式——巴勒斯坦战争。从此开始了一个犹太小国在军事上对抗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格局。这种格局被称为“大卫对腓力斯巨人歌利亚”的格局。众多阿拉伯国家对联合国分治决议持反对立场,巴勒斯坦国未能成立。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阿以冲突。
7年6月,这是另一次由冲突发展为政治交往的最高形式——“六五”战争。这次为时仅六天闪电式的战争,打破年巴勒斯坦战争以后所形成的格局。以色列武装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地区、加沙、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冲突变成了占领和被占领的关系。研究者把这种格局比之于南非种族隔离和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统治既成事实,而拟议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国家,却一直耽搁下来。
年9月,这是一次起义和镇压的武装冲突。用法国《世界报》年5月2日报道的话说,是以色列的从M—16冲锋枪到F—16战斗机镇压石块和炸弹反抗的局势;而巴勒斯坦权利捍卫者哈南·阿什拉维则把这种局势称之为“巴勒斯坦历史上—以及巴以关系中——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总之,这是巴以冲突的第三个转折点,它再一次改变了中东格局。
这次武装冲突的显著特点是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宗教冲突的加剧。巴勒斯坦人的街头起义,首先是对沙龙在耶路撒冷圣殿山的言行的反应,而不是对巴拉克和克林顿在谈判桌上提出和平建议的反应。正是巴勒斯坦起义引爆人的沙龙,在选举中击败了曾经提出和平计划的巴拉克。不同文明交往的武装化集中在对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的圣地袭击上。圣地是宗教文明崇高的象征。争夺圣地主权的冲突,以及对圣地的袭击,给巴以双方和解造成了深深的伤害。沙龙声称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圣殿山拥有主权,并在武装警察陪同下进入圣殿山,这在巴勒斯坦人看来,是对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的蓄意亵渎。穆斯林还感到愤怒的是,以色列用炸弹摧毁了雅法的两座清真寺,他们对以色列在太巴列的一座清真寺点燃汽油轮胎,涂写发泄仇恨的标语,并对谢内尔一个穆斯林墓地所遭污辱同样感到气愤。另一方面,犹太人则谴责穆斯林火烧雅法、海法、拉姆拉和什法拉姆的犹太教堂和破坏加利利地区几个城镇的圣徒墓。以色列政府谴责对清真寺的破坏,说这是歹徒所为;同时认为,在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控制下恐怖主义者对犹太圣地的破坏,表明阿拉法特行政当局无力保护这样的圣地,因而不应获得圣殿山的主权。
巴勒斯坦上次的起义,是反对以色列的占领,结果促成了奥斯陆协议。这次起义,是对和谈不满,目的是以起义提高和谈的实力,加强内部团结,引起世界同情。但是,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是最终的目标。在去年戴维营会谈中,阿拉法特本想解决难民问题,而把耶路撒冷归属问题留待以后解决。他认为,圣城属于伊斯兰世界,不是他能解决的。这实际上把巴勒斯坦建国问题和宗教问题,而且和伊斯兰世界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了。戴维营会谈以后,当阿拉法特得知克林顿要提出裁决式总统方案,他便抢先发动起义,迫使克林顿把方案修改为建议式。因此这次起义是巴以双方矛盾长期积累的再次爆发。沙龙事件正是巴以两个不同文明在宗教和政治热点上的导火线。果然,在10个月以后,即年9月28日,继沙龙之后,“圣殿山忠诚者”负责人尤埃勒高呼“我们只有一个圣殿山”口号,来纪念第一、第二圣殿被毁事件。巴勒斯坦民众向犹太人投掷石块。双方再次发生流血冲突。
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世俗性的政治、社会问题和宗教性的文化问题,由于信仰不同的双方民众、由于耶路撒冷圣地问题、由于双方宗教社团或势力的影响,由于双方在伊斯兰世界和犹太世界的宗教认同,世俗冲突与宗教冲突是很难分开的。世俗战争变为宗教战争在两个不同文明民族之间总是时隐时现。年9月开始的巴以冲突,宗教性以空前态势凸现出来,并以政治交往的暴力持续下去。
总之,对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双方,这次冲突中对圣地的破坏,正在把争夺土地的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融于一体,从而为中东和平造成了复杂的变数。在历史上,阿以几乎每8年爆发一次战争。和平进程始终是冲突与和解交织的边打边谈。无论如何,政治、民族或宗教问题最终还必须在谈判桌上解决。
四对年9月开始的巴以冲突,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年月6日发表了题为《新的中东格局》的文章。他从现代化角度来看待这次冲突。他指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不只是由于土地、政治或宗教。对于阿拉伯领导人和阿拉伯人民来说,冲突原因还有现代化问题。这是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发达社会和一个没有实现现代化、并想归咎于他人的不发达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他还提出了阿拉伯领导人把焦点放在贸易、发展和民主化的“新中东”或是把焦点放在反对以色列、解放巴勒斯坦的“旧中东”问题。他还认为年9月以后的巴勒斯坦起义,是巴勒斯坦年轻人用格瓦拉式的暴动,来反对现代社会的象征以色列和他们国家衰落重要因素的领导人。
我之所以要详细引述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论点,是因为他提出了过去人们不多提到的现代化问题。的确,在过去半个多世纪里,中东的冲突和战争浪潮,掩盖了中东的社会变革与经济的变化。和平、发展、现代化在中东呈现出隐隐约约的缓进状态。以色列在战争与和平交织的条件下,现代化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成为“中东的日本”。中东的阿拉伯国家,也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但都没实现现代化而处于不发达社会。在他们的议事日程上决不只是解决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问题。因此,对阿拉伯各国来说,实现现代化应当成为他们议事日程上的主要问题。
但是,他指责巴勒斯坦领导人没有真正给国内的年轻人选择是否走实现现代化这条道路的机会,却是不符合实际的。现代化的政治前提是民族国家的建立。没有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那里能谈得上走实现现代化这条道路的机会!中东地区其他阿拉伯国家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而被以色列占领地区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依然没有自己的独立国家。在巴勒斯坦地区,我们看到的,是同一块土地上、生活着两个不同民族、经历着完全不同的历史。《耶路撒冷邮报》保守派专栏作家赫布·凯诺宁在纪念以色列独立5周年的文章中说,目前的冲突使“大部分以色列人认识到,以色列作为惟一犹太国家在中东的存在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国土报》思想较为自由的专栏作家吉迪恩·萨梅特在纪念独立日的文章中说,只要以色列仍然占据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以色列就永远不可能自由地庆祝自己的独立,“为了使以色列实现真正的独立,被占领的土地的独立是不可避免的。”巴勒斯坦人的民族主义目标,正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而以色列恰恰是不允许巴勒斯坦实现现代化的这一政治前提。这正是巴以冲突的症结所在。
五巴以冲突这个当代人类文明交往难题的解决途径,惟一正确的抉择是和解,是阿拉伯和犹太两个生活在巴勒斯坦同一地区、各不相同文明民族之间的和解。
和解,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必然趋势,是当前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历经苦难和用鲜血生命代价换取的现实结论。
和解,不仅有利于巴以双方。巴以和解是中东全面持久和平的基石,而实现中东全面持久的和平,也有利于中东的现代化,有利于全世界的安全。
和解,首先需要和平交往方式,需要摒弃暴力交往方式,需要交往的文明化。要谴责暴力,剥夺暴力的合理性,停止一切暴力冲突。文明冲突的武装化、恐怖和复仇,没完没了的冤冤相报,只能增长绝望的社会心理。
和解,是一个文明理性化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特点是以理解和宽容取代敌视和仇恨、用对话和合作代替对抗和排斥。阿以之间反反复复的冲突,双方或迟或早,终将领悟到人类文明交往的古训:“和为贵”。“冤仇宜解不宜结”,“解铃还需系铃人”,互谅互让,互唱互和的文明交往之歌,如春江之水,柔能克刚。这正如一首中国民歌所唱:
唱山歌唉!
这边唱来那边和,
山歌好比春江水,
不怕滩险弯又多!
和平需承担风险,和平需要付出代价。但是人们不会忘记拉宾为和平事业献身前所唱的《和平之歌》,它最后的警句是:“高唱一曲和平之歌,这是我们当务之急”。
西蒙·佩雷斯不是说过吗?“和平进程不会消亡,人们需要和平就如同需要呼吸空气一样。”愿巴以双方常唱和平之歌,双方互唱互和!
和解,当然遵守共同的原则、需要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和共同的和解精神,并且把内部和外部交往有机协调起来。联合国有关决议、以土地换和平、各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安全、巴勒斯坦人合法权益,特别是建立巴勒斯坦国,都是共同利益。和解,符合巴以双方根本利益。
和解,是双方互动的交往。巴以双方在认真务实的谈判和严格履行协议的交往过程中,会逐步消解积怨,建立互信精神,转变失望和猜忌的社会心理状态。巴以的冲突,给人们一个经验,就是这里要排除急于求成,这里特别需要冷静和耐心。
和解,离不开国际调解的配合。巴以冲突早已不是巴勒斯坦地区的事件,中东国家、世界各大国、各种国际组织,都已介入多次,也已显示出其作用。要真正实现公正全面的中东持久和平,无论是以色列的实力政策或巴勒斯坦的以惩罚促外交,还是今后主导中东和谈的国际机制,均宜改弦更张。
前边我从地缘关系,谈到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历史联系。在历史上这两大民族虽属不同文明,但曾经长期和平共处,并且联手抵抗过十字军东征。只是在西方列强的挑唆下,两个民族因利益冲突而对抗百年,形成难解的“死结”,成为当代不同文明交往中老、大、难问题。这也是文明的悲剧。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是同处一个地区的两个不同文明的民族。二十世纪开端的第一年,历史又记录下了他们血腥冲突的新的一页。年9月开始的冲突,在一年多以后,仍看不到和解的迹象。普通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历经磨难,心灵上都造成了难以弥合的创伤。封锁、贫困、死亡,使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苦不堪言。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民也不轻松,炸弹、枪击、恐怖,使他们经受精神和心理的煎熬。这是中东百年来前所未有的悲剧,是巴以和平进程的严重后退。以色列建国半个多世纪,“和平”(希伯来语SHALOM)虽是国内常见的寒暄语,不过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和平。巴勒斯坦未能建国,面临强大的以色列,和平是那样的遥不可及。两个民族的普通人民决不会把灭绝人类生命的流血冲突看作是“文明”,他们认为两个民族可以和平相处于巴勒斯坦地区,而目前的冲突主要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巴以冲突是通向和解的“血门”。冲突虽是人类文明交往中的严重病痛,但也表现出人们从困扰和损失中挣脱困境的努力。那种认为宗教冲突不能谈判、不能和解的观点,是不符合多元文明共存的文明交往规律的。世俗性和宗教性的冲突,同和解总是伴随在一个共同交往过程之中。人类文明交往史证明,无冲突便无和解,无和解难以化解冲突。冲突之车运行有其惯性,和解刹车需要时间。勇气、智慧和理性是通向和解之桥。巴以冲突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具有广阔思考空间的不同文明交往个案,对它进行追踪研究,可以从中会获取解决冲突问题的规律性的启示。
注释：1《中东国家通史》是由彭树智主编的1卷中东史,由商务印书馆于—年出齐。《中东国家通史·巴勒斯坦卷》将于年出版。本后记写于年10月。
2《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商务印书馆年版,第7页。
彭树智:《论人类的文明交往》,《史学理论研究》,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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